四是加强地方宗室势力。除去刘子业的兄弟们占据的扬州、荆州、南豫州、江州、郢州、南兖州之外，刘子业将自己的9叔义阳王（【后改为晋熙王】）刘昶安排到了徐州，担任使持节、都督徐、兗、南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征北将军、徐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开府如故。刘昶在现存的刘子业的皇叔中，年龄仅次于东海王刘褘，但刘昶素来不服气刘子业的父亲孝武帝刘骏，因此，在大明时期，经常受到孝武帝的斥责，仅仅给他个太常的闲职，在孝武帝大明七年南巡途中，他还因为呵斥皇太后的龙舟而被免去开府，刘子业将其任命为徐州刺史，一方面体现了提拔他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把他赶出了京师。在刘子业存世的7个皇叔中，只有最小的两个：桂阳王刘休范（16岁）原为左卫将军，加给事中，没有变动；巴陵王刘休若（16岁）在孝武帝末年从吴兴太守征召为太常，没有接受，至今尚未安排。

在前废帝继位后的数月之间，《王玄谟传》中所称的刘宋朝廷“政出多门”，在人事安排上除了体现了前废帝刘子业的意志外，还体现了掌握中枢大权的寒人戴法兴等人的意志。当时的吏部尚书是蔡兴宗，他多次上朝向太宰刘义恭陈述要进贤任能的意愿，还指出朝政的得失，而刘义恭性格懦弱，时刻担心会违背了新皇帝的意思，得罪了戴法兴，因此，听到蔡兴宗的话，总是浑身发抖，不敢说一句话，生怕被人抓住把柄，召来杀身之祸。蔡兴宗每每呈上选任的官员名单，戴法兴、巢尚之等人总是圈点替换，原来拟任的人选几乎全部被换完。蔡兴宗很不高兴，他在朝廷上愤愤不平地对刘义恭和颜师伯说：“主上尚在服丧期间，没有亲临政务，而选拔官员又是一件机密之事，多被删改，又不是大人们的笔迹，也不知道是哪个天子的主意！”但蔡兴宗等罪当朝执政者还不是这些，真正让双方矛盾升级的是对谢庄和王彧等人的人事安排。

关于谢庄，这件事我们曾在前面提到过，那还是在大明七年的时候，颜师伯是尚书右仆射，谢庄和王昙生是两位吏部尚书，因颜师伯的儿子举荐寒人张奇为公车令之事，孝武帝认为张奇不合适而改用蔡道惠，但是，吏部的下属人员却不顾孝武帝的旨意，让张奇先行到任，此事被孝武帝发觉以后，不禁大怒，将谢庄和王昙首两个吏部尚书免官，将具体办事人员也处死了两个。关于王彧，在大明后期，他被任命为侍中、右卫将军，又加给事中，太子中庶子，他是因为与奉朝请毛法因赌博大赢，得了一百二十万钱，虽说孝武帝本人非常贪财，但是他还嫉妒别人发大财，将王彧罚为白衣领职。对于这两个人，一个是陈郡谢氏，一个是琅邪王氏，蔡兴宗认为新朝建立以后，应当给这两位一个合适的位置。除此之外，还有薛安都和殷常的安排问题，当时薛安都是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太子左卫率，殷常是太子中庶子，蔡兴宗拟任薛安都为左卫将军、散骑常侍如故，殷常为黄门侍郎、领校尉，而太子刘义恭却认为薛安都的兼职太多，只用一个左卫将军即可，蔡兴宗反对道：“太子左卫率与左卫将军相比差不很多，且薛安都任用此职务，已经丢掉了一个征虏将军了，已不是晋升，现在再把散骑常侍拿掉，顿时成了贬职了。如果说薛安都是晚进的卑微之人的话，本该压制一下，让制度不被人看轻，就应当有一个规矩，我是按照规矩办事，并非对薛安都有什么偏爱。”刘义恭说：“如果太子宫的官员都应当越级提拔的话，殷常就应该晋升为侍中了，哪能只是一个黄门侍郎呢？”蔡兴宗回答：“中庶子和侍中相差很远，况且，薛安都已经当太子左卫率十年了，殷常当太子中庶子才一百多天，如今又领校尉，已经够了。”又让选令史颜祎之、薛庆先等往复争执，最后，刘义恭这才签字。上报以后，前废帝的旨意是任命薛安都为右卫将军，加给事中，蔡兴宗因此得罪了刘义恭和戴法兴等人，将他贬为吴郡太守，但蔡兴宗坚决推辞，苦苦想去当益州刺史，刘义恭大怒，上书对谢庄、蔡兴宗等人挑三拣四提出斥责，要求改变这种风气。前废帝要求将刘义恭的奏疏交付朝廷评议，接着，刘义恭又致使柳元景上书要求免去蔡兴宗的官职，打入大狱，免去新任吏部尚书袁粲之官。前废帝表示，可以将蔡兴宗封到远地思过，以袁粲为白衣领职，于是，将蔡兴宗贬为新昌太守（属于交州，确址不详）。命令下来以后，举朝无不惊骇，认为不公平。过去，蔡兴宗听说何后寺的尼姑智妃非常漂亮，名动京师，说好了要迎娶她为妾，可是，颜师伯却派人偷偷引诱她，提前将她娶到自己家里，蔡兴宗是白忙活一场，等到蔡兴宗被贬以后，舆论认为这都是颜师伯从中捣鬼，颜师伯是百口莫辩。戴法兴等人也不想落下个贬谪大臣的恶名，颜师伯也想平息舆论，因此，蔡兴宗最终没有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