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末年，孝武帝还做了以下几件事情：一是讨伐沿江山蛮。平定刘诞第二年即大明四年十月，他就下诏命令沈庆之率军讨伐沿江的山蛮，第二年二月，他又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并下诏称，对于在此之前逃亡的民众，实施大赦；已经被捕下狱的，予以释放；去年以前的旧债一律废除；从今以后，老弱病残之家和参与讨伐山蛮的战士家属，赋税减半。《宋书·沈庆之传》也称：“四年，西阳五水蛮复为寇，庆之以郡公统诸军讨之，攻战经年，皆悉平定，获生口数万人。”二是缓和社会矛盾。大明五年四月，他下诏称：南徐州和兖州去年发生水灾，百姓困顿，拖欠的税赋，可以推到秋收再交；五月又下诏对于皇室宗亲担任没有俸禄官职的，每月给十万钱；七月，下诏赈济遭受水灾的百姓，赦免雍州百姓；八月，鼓励各地建立学校，实施教化；同月规定州自行任命的县令俸禄按照正规县令的三分之一发放，离任时，不给送故钱；大明六年二月，下诏恢复了百官的工资，四月，免除了南兖州百姓大明三年以前拖欠的税赋，八月，免除雍州大明四年以前拖欠的税赋，十月规定上林苑中原有百姓的坟墓，先百姓要求合葬的，不再禁止。大明七年一月，即下诏检阅水师，并为巡游做准备，二月开始巡游乌江，途中下诏大赦天下，所经过的地方百姓免除一年税赋，其余欠债也不用再交，赏赐百姓爵位一级等等，继而又免除历阳郡三年的税赋。三是审理诉讼案件。大明五年五月，他到阅武堂听讼，九月又到琅邪郡，赦免全部囚犯，十一月下诏要求地方官员在审理案件时，要从宽从简。大明七年八月，下诏称自己将亲自深入到京师附近的郡县审理案件，对于今年以前的犯罪一律不再追究；同月，他真的到建康秣陵县审理囚犯，九月，又到廷尉审理案件，同月巡幸南豫州、江宁县，审理案件，并赦免南豫州死罪以下的囚犯，所过之处减免一年税赋，在姑熟校猎，并在当地审讯溧阳、永世、丹阳县的囚犯，并予以释放，途中，他还下令开仓赈济百姓，对于历阳郡的老年人赏赐布帛十匹，免除郡租十年。四是巩固皇权。大明七年（公元463年）四月，他下诏要求：“从今往后，除了在战场上作战，任何官员均不得擅自杀人，有罪之人罪当处死的，必须上报中央，经过批准后方可施行，如有违反，以杀人论处。”五月，他又下诏规定：“从今往后，刺史、郡守、县令，如果需要征发百姓、调动军队，都必须要有皇帝的亲笔手诏，方可施行；只有发生边境和宫廷突然事变除外。”
据《宋书·刘秀之传》记载，在大明四年以前，刘宋宫廷经常赊买百姓的财物，却欠账不还钱，弄得民怨沸腾，当时，刘秀之劝谏再三，孝武帝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并没有实施，对比孝武帝在大明末年的所为，尤其是大明七年，他虽然是在巡游，但却一直在忙着：审讯案件、狩猎、训练水师、赈济灾民，完全换了一副模样。可是，《魏书》却称他“猎于乌江之傍口，又游湖县之满山，并与母同行，宣淫肆意。”《资治通鉴》也说：孝武帝在末年特别贪财，刺史、郡守回京后，必须向皇帝进贡，这还不过瘾，孝武帝还和这些官员赌博，务必把他们输得精光才罢手。《南齐书·垣闳传》也称：“孝武末年贪欲，刺史二千石罢任还都，必限使献奉，又以蒱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他终日喝得大醉，很少有清醒的时候，经常靠着小几昏睡，可是，一旦外面有人进来汇报工作，他立即就换了一副模样，没有一点醉态，因此，群臣都很害怕，也不敢偷懒。史官的记载往往出自不同的角度，而人性又非常的复杂，这一点，在孝武帝的身上表现的特别明显，假如单看《本纪》，孝武帝不仅称不上是昏君，而且还勉强能说得上明君吧？
大明八年（公元464年）闰五月二十三日，备受争议的孝武帝刘骏在玉烛殿死去，终年35岁。
一三三、子业登基（1）
自宋魏恢复和平以后，两国之间友好交往不断。
和平元年，北魏共出使刘宋两次：分别为二月冯阐首次出使刘宋、十一月卢度世、朱安兴二次，刘宋出使北魏一次，七月散骑常侍明僧皓到达平城；和平二年双方各自向对方派出使者一次：三月刘宋使者散骑常侍尹显到平城，十月，北魏游明根、员外郎和天德出使刘宋；和平三年双方各一次：三月刘宋使者散骑常侍严灵护到平城，十月北魏游明根和和天德再次出使刘宋；和平四年刘宋未向北魏派遣使者，十月，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骁骑将军昌邑子娄内近、宁朔将军襄平子李五鳞出使刘宋。综上，在孝武帝大明时期，宋魏两国交往中，北魏共派遣使者5次，刘宋派遣3次。至于在和平四年，刘宋为何没有按照惯例在三月份派出使者出使北魏，原因不详，结合上年度三月刘宋使者抵达平城时，尚有高句丽、渴盘陀等诸小国使者抵达，也许刘宋因外交礼仪方面的问题而单方面中止了与北魏的外交关系。
在这段时间里，北魏文成帝关系的依然是吏治和民生两个问题。和平三年十月，他下诏称：“如今选举上来的官员，大多不按次序，令满头白发的老人却位居后生之后，今后在选拔任命官员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年长老旧的。”和平四年三月，他又下诏称：“如今不少官吏擅自调发百姓进行劳作，从今往后，有擅自调发劳役的，按照枉法论处。”在民生方面，和平四年七月，他下诏说，自己每到农闲期间，就率领百官巡幸，所到之处总要建立新的行宫，这非常浪费，以后，使用过去的即可。八月，他在河西田猎时，又下诏要求在打猎时随从官员不得滥杀野兽。数日后，他又下诏称，前不久，百姓因饥寒甚至有卖儿卖女的，朝廷已经勒令买主将这些孩子释放回家，但效果不好，致使这些良家儿女依然身为奴婢，从现在开始，各地要认真查验，如果还不退还，以贩卖人口论处。十月，定州、相州发生霜灾，文成帝下诏免除两地的税赋。除此之外，在同年十二月，他还针对当时富贵人家举行婚礼时奢侈浪费现象，下诏要求有关部门制定婚礼规范，使贫富人家举行婚礼都有章可循；第二天，又下诏称：“婚姻关系是人伦的开始，所以，才把夫妇之义作为三纲之首，是最重要的礼仪。尊贵与卑下，要予以区分。但是，近年来，出身贵族的人家大多不遵守旧法，或者是因为贪图商人的财物，或者是因为两家关系要好，致使双方结亲时不考虑贵贱尊卑。现在命令：皇族、师傅、王公贵族以及士民之家，不得与手工业者、技术工人和低贱姓氏的人家结婚。”文成帝的这一诏书，是北魏统治者首次对婚姻关系作出规范，体现了儒家尊卑有序和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思想，但是，社会发展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过去曾经显赫的高门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寒微，而一些过去卑微的人家会通过辛勤的劳动积攒大量的财富，于是，两者各取所需，进行联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这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无疑会扰乱整个既定的社会阶层，从而造成一系列的混乱，是不能被允许的。无独有偶，在两年前，刘宋的孝武帝也严令对于那些与低贱而富有的人家通婚的士族，一律归入应当服劳役一类，从而引发了大量士族逃亡。
正如拓跋焘与刘义隆是一对冤家一样，南北两朝的孝武帝刘骏与文成帝拓跋濬同样是差不多时间继位、差不多时间死去，就在南朝的刘骏死后整整一年，北朝的文成帝拓跋濬也病死了，享年26岁，谥号为文成皇帝，庙号为高宗。随着二人的去世，南北两朝再次几乎同时进入一个权力交替的动荡时期，而这一敏感时期，在专制王朝时代，往往会因为措施不当而失控，造成巨大的动乱，那么，还是让我们先将目光转向南方的刘宋，看看等待我们的究竟会是一位什么样的嗣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