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从善如流，这是一位明君必须具备的优良素养，而文成帝拓跋濬就做到了这一点。高允经常恳切劝谏，文成帝总能从容听取他的意见，朝廷的措施有不当之处，高允总是求见，而文成帝也料定他要劝谏，就提前屏去左右，让高允与自己单独畅谈，有时候，高允从早上入宫至到傍晚才出来，有时候甚至连日都在宫中，群臣没人知道他劝谏了些什么，还有的时候，高允的话语触犯了文成帝的忌讳，说到了痛处，令文成帝耳不忍闻，也只是让左右将高允扶出，从未因此而怪罪于他。当时也有人上书指出朝廷的过失，文成帝借此教育群臣说：“君主和父亲是一回事。你的父亲有了过错，当儿子的为什么不写出来在大庭广众下劝谏，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父亲的短处，却在家中偷偷劝谏呢？这难道不是因为那是父亲，你不愿意让他的过错暴露于外吗？如今，朕有过错了，你为什么不可以当面告诉我，反而却要写在奏表上当着大家的面来劝谏呢？这难道不是在故意彰显君主的过错、表面你的美德么？象高允这样的人那才是真正的忠臣。朕有什么过错，他总是当面告诉我，甚至是一些朕不忍听到的，他也总是能够侃侃而谈，毫不避讳，这样以来，朕听到了过错，而天下人却不知道他在劝谏，这难道不是在尽忠吗！你们在朕的身边，我听不到你们说过一句正直的话，总是在朕高兴的时候向朕求个一官半职，你们拿着弓箭佩刀侍立在朕的身边，这不过是站立之劳罢了，可是你们都登上了王公的高位。这个人数十年以来以笔杆子来匡扶朕的国家，如今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郎，想想他，你们难道内心不惭愧吗？”当即下令晋升高允为中书令。公元431年，高允与游雅等人一同被征召为郎，其他的人都当上了大官、封侯，甚至曾是高允部下的，也都官至刺史、两千石的，也有数十乃至数百人，而高允二十七年没有升过一次官，当时北魏的官员不发工资，高允非常贫寒，常让儿子们亲自上山砍柴贩卖，以维持生计。

司徒陆丽说：“高允虽然蒙受陛下的恩宠，但是家境非常贫寒，妻子儿女都难以自立。”

听了陆丽的话，文成帝火了，他说：“你怎么不早说！现在，你看到朕重用了他，才告诉我他贫寒。”当即命令摆驾前去高允家中。来到高允家里，文成帝看到的是几间破败的茅草房子，床上放着粗布被子和旧棉絮做成的袍子，厨房里只有一点盐和青菜而已。见此情景，文成帝非常感动，他不禁叹息一声，说道：“古代清贫的贤士能清贫到如此地步吗！”当即下令赏赐给高允无百匹布帛、一千斛粟米，拜高允的长子高忱为绥远将军、长乐（河北省冀州市）太守。高允坚决推辞，但文成帝不同意。

文成帝对高允非常敬重，经常称呼他为“令公”，不称其名。高允的朋友游雅曾这样评价高允：“喜怒之情，人生下来不能没有，但过去的史书上记载，卓茂、刘宽二人心胸宽广，（二人均因被别人指称所骑的马和牛是别人的，二人均不加辩白，即将马牛交给他，失主后来又召回了自己的马和牛，都非常惭愧）后世的一些心胸狭隘之人或许并不相信。我与高允相处四十年了，从来没有看到他脸上有欢喜或者恼怒的神色，从他的身上，我才相信古人做过的事是真的。高允内心明白而外表柔弱，还不善言辞，我经常称呼他为‘文子’，崔浩曾说过：‘高允博学多才，是一代优秀的人才，缺乏一点的就是那种刚毅的气节。’我一直也是这样认为的。等到司徒崔浩因小事受到谴责，他两股战战，声音嘶哑，口不能言，宗钦以下的官员都吓得趴在地上，浑身汗流，面无人色，而高允却详细地陈述事情的原委，解释是非，言语清晰，声音洪亮，皇上为之动容，听到的人没有不叫好的。他的仁爱之心不仅保护了自己，还保护着同僚们，这种刚毅的气节难道不在这里么？宗爱当权之时，威震四海，他曾经召见百官，王公大人们都是望尘而拜，只有高允上了台阶后才做了一揖。由此可见，古书上说的汲长孺敢于躺在床上与卫青相见，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岂不是士大夫的高风亮节！知人固然非常不容易，而人也的确不容易被人所知，对高允，我看走了眼，崔浩也是这样。知音难觅，钟子期在俞伯牙去世后不再弹琴，管仲因鲍叔牙而能表明心迹，真是这样啊！”游雅当时已经是东雍州刺史了，他自视甚高，好议论他人是非，一直看不起高允，而高允却不以为意，在他写的《征士颂》中对游雅非常看重，和平二年，游雅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