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消息传来，常太后的反应显得有些奇怪，她“别加验问”，即：在通过有关部门或者文成帝的正式验问以后，常太后另行组织了一次询问。而文成帝的反应更是非常奇怪，兴安二年（公元453年）七月处死拓跋仁以后，到十一月拓跋濬都在平城，也就是在此期间，他与李氏暗结了珠胎，但到第二年六月他却带着李氏离开了平城，前往阴山却霜了。却霜，是鲜卑的一种习俗，据《宋书·索虏传》记载：“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众至阴山，谓之却霜。阴山去平城六百里，深远饶树木，霜雪未尝释，盖欲以暖气却寒也。”下一月，李氏就在阴山产下了拓跋弘。因此，有学者认为，文成帝此举是为了避开宫中常太后的威胁，此说并非没有任何道理。

李氏产下皇子以后，拓跋濬即封其为贵人，但是，李氏的这场丑小鸭变白天鹅的奇迹并没有继续上演。太安二年（公元456年）一月，常太后下令要按照“子贵母死”的旧例，处死拓跋弘的亲生母亲李氏，史书在此特意指出，此意是出自常太后，令人回味无穷。拓跋仁得到李氏姐妹二人之后，狄道护军李文通攀附李氏，暗中帮助姐妹俩，举目无亲的李氏姐妹与之结为干兄妹，李文通因此了解到李氏在南朝兄弟们的名字，就改名为李洪之，李氏被赐死之前，常太后询问李氏尚有什么兄弟，李氏就说李洪之是自己的哥哥。李氏她与李洪之道别了一整天，将自己在南朝的兄弟李峻（李珍之）、李诞、李嶷、李雅、李白、李永等人名字详细写了下来，交给李洪之，临死前，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她每呼一声兄弟，都捶胸顿足，嚎啕大哭……李氏被凄惨地赐死的同月二十九日，北魏朝廷就下诏册立冯氏为皇后，第二月初一，册立一岁半的（虚岁三岁）拓跋弘为皇太子。李氏兄弟们相继从南方来到北魏，李氏哥哥后被封王，其他兄弟也都被封为公，因此，有学者逆推认为，李氏被赐死，完全是常太后按照旧例行事，并非有意打压李氏。按：常氏死于文成帝和平元年，即公元460年，而李峻是在和平五年被封王的，本与常氏无关，即便李峻兄弟是在常氏活着时即被重用，也只是臣子，根本无法与留下一个太子之母相提并论，也无法反证当初常太后赐死李氏不是出于私心。

时年14岁的冯氏被册立为皇后了，从她10岁被送给拓跋濬当贵人之时，她以及她周边的很多人都在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如今，她终于如愿以偿了，从此，这位死后被孝武帝追谥为文明太皇太后的女人登上了北魏的政治舞台，并影响了北魏政局长达数十年之久。

我们无法知道时年17岁的文成帝拓跋濬，在冯氏被立为皇后、李氏被赐死这件事上拥有多大的发言权，即便拓跋濬对李氏有些许的同情之心，但他也不能忽视祖制，更重要的是他必须依靠庞大的常氏集团，在皇权的诱惑面前，一位可怜女子的死活又能算得了什么呢？况且，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他的爷爷太武帝拓跋焘雄才大略，一生南征北战，统一了北中国，他在位期间，北魏帝国几乎每年都在进行大大小小的战争，国土虽然急剧膨胀，但穷兵黩武的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尤其是在拓跋焘末年与刘宋之间的大战，损兵折将，国力大损，继之而来的是政局持续不断的动荡和杀戮，正如《魏书·高宗本纪》史臣说的那样：“世祖（即太武帝拓跋焘）经略四方，内颇虚耗，继而国衅时艰，朝野楚楚。”因此，拓跋濬在清除了异己势力之后，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与民休息，稳定国内。

文成帝刚刚即位一个多月，就颁布法令，宣布废止其祖父拓跋焘的灭佛政策，这是缓和国内矛盾的一项重要举措，到兴光元年（公元454年）秋天，他又下诏命令有关部门在五级大寺内，为太祖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恭帝拓跋晃和自己铸造五尊大佛，各长一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万斤。在复兴佛教的同时，文成帝并没有歧视道教，同年二月，他按照惯例，亲自前往平城外的道教道坛，接受道教符箓，接受了自己是中华本土道教天子的封号。除此之外，他还关心民生，多次宣布减免赋税，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他刚即位就于兴安二年（公元453年）一月宣布废除常规赋税之外的十五种杂税，当时，尚书毛法仁说：“这是军国之用，现在一并废除，恐怕不行吧。”有关部门也都表示了不同意见，拓跋濬却说：“让土地产生无尽的利益，民力再也不枯竭，百姓富足，我还能担心不足吗？”常山王拓跋素也说：“臣听说：‘百姓不足，君主还能富足到哪里去？’”太安元年六月，在给皇子取名为拓跋弘之后，他下诏称：“治理国家，要根据实际设置官职，任用贤才担任，这样才能上下和睦，百姓不再怨恨诽谤。如果官员不称职，奸邪之人盘踞高位，那么，政治教化就会衰败，现在，我派遣尚书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视州郡，视察风俗。进入州境，发现百姓撂荒，就说明官府的徭役不合时宜，百姓无力进行农耕；发现老人只能吃到蔬菜，年青人没有衣服穿，就说明官员聚敛无度，百姓没有钱；发现城市空无人烟，百姓大多逃亡，说明官员教导无方，对下无恩；发现盗贼纵横，刑事案件频发，说明官威不振，刑罚不严；发现百姓口吐怨言，善人消失，恶人当道，就说明官员是非颠倒，为政昏庸。如此等等，即应当将其废黜、诛杀。善于为政的官员，要予以褒奖。假如出现被人诬告陷害的，可以让其亲自到使者那里辩白，如果真的清白贤能，诬告的人借诬告他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直的，要以其诬告之罪处罚；使者假如接受他人财物，处理不公平，允许当事人前往朝廷上诉。使者回来以后，要将不孝顺父母、不顺从长辈，当官奸猾残暴，以及各地的盗贼等情况，一一上报；假如隐瞒的，要以所隐瞒的罪行对使者予以惩处。”四年（公元458年）五月，拓跋濬下诏称：“朕即位以来，屡屡颁布宽大的诏书，废除严苛的政令，目的就是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可是，我却发现地方官们未能理解朕的意思，贪得无厌，私自侵吞国家正常的赋税收入，造成国家财政收入流失，反过来，又巧立名目，将罪过强加到百姓身上。根据国家制度，我国的赋税本来就很轻，近年来，正常赋税以外的杂税又予以免除，可是，不少地方还是拖欠税赋，这难道不是地方官治理不当，贪污过度造成的吗？从今往后，出现正常赋税不足额缴纳，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官要被处死！”他爱惜民力，在他在位的十三年间，史书仅仅记载有四次小规模的使用民力，如开凿天渊池、修筑马射台、修建太华殿等，他还多次下诏赈济灾民，并多次实施大赦和曲赦，这些都是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