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三、大战前夕（2）

在南北即将大战的元嘉政局依然在平稳中显露出些许的危机。

一是朝中的新贵们依然还在争斗不已。

元嘉二十二年范晔一案后，刘宋朝中除了刘义恭外，最有权势的就是何尚之和庾炳之二人了，何尚之是尚书仆射，庾炳之为吏部尚书。庾炳之因在刘湛与殷景仁之争中充当刘义隆与殷景仁的牵线人，而深受宋文帝的宠信，在后刘义康时代是官运亨通，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庾炳之本没有什么学识，他为人不仅倔强，而且还非常急躁，在吏部尚书任上，总会遇到很多求官的人，如果一个人所言稍有不妥，庾炳之就会怒形于色，脱口就骂。他还有洁癖，士大夫去他家拜访，人家还未出门，他就命家人擦拭客人坐过的床席，弄得群臣对他都是侧目而视。元嘉二十五年的一天，庾炳之请假还家，吏部令史前去庾炳之家中汇报，钱泰会弹琵琶，周伯齐会唱歌，庾炳之就留二人在家住宿，按照朝廷规定，由于令史掌握档案机密，不得在外住宿，于是，就有人抓住这一点弹劾庾炳之。宋文帝素来看重庾炳之，将要宽恕他，而尚书仆射何尚之却极言庾炳之的种种过恶，他说：“庾炳之交结朋党，煽动是非，实在是伤风败俗，他的过恶甚至超过范晔，就差谋反一桩了！”庾炳之自辩说：“自己并不知道朝廷的规矩，令史们也说住在外面没事。”宋文帝认为庾炳之所犯不过是桩小事，但何尚之却锲而不舍，他坚持说：“令史们已经说过不能留宿在外，但庾炳之却拒不听从，这点内外都知道，陛下您也不能为他袒护；令史住外，这不是小事。谢晦、王珣、桓胤当年的名望都超过如今的庾炳之，也都因过错而受到处罚，陛下也应依法惩处。”

看到宋文帝依然无意处理，何尚之继续揭发庾炳之的过错，归纳起来主要是：一是公役私用。尚书省旧有增补差役二十人，炳之常取十人私家使用，而尚书处差役短缺，不能按时补缺；近时炳之已得差役，仍不放十人回，臣令人转告不宜长期留用，这才放回。二是受贿。太尉曾对我说庾炳之还有很多问题：“虞秀之以门生身份事之，珍馐美味，进献不绝，其他贡献，难以详言；炳之与刘德愿一向交恶，德愿有精丽琵琶，以此相赠，炳之便与之相交甚厚；市令盛馥进献数百口木材助炳之建豪宅，恐他人知，伪造买卖券；刘道锡以广州所得之半，输入庾府；刘雍因得炳之力助，事之如父，夏季送甘蔗，若新砍伐于州；国吏为庾府运输柴草，络绎于道。炳之见人有好物，便开口索要：听说刘遵考有好木材，便索要木材；见遵考有好烛盘，便索要烛盘。炳之自从主持吏部以来，选用不公，不可一二。”三是与太尉不和。“太尉又言：炳之毫无共事之体，凡所选举，皆出己意，事后方让太尉知晓。炳之以虞秀之作黄门，太尉坚持不可，才作罢。太尉近日与炳之短札，将以刘德愿之子为州西曹，炳之却启用其为主簿，随即告知德愿，德愿便谢绝太尉。炳之前后卖恩，何止于此！”

宋文帝打算将庾炳之外派为丹阳尹，但何尚之却称庾炳之“积恶如山，而荣任不改，若更有大罪，天下之人，谁敢再冒昧陈奏？”“历观古今，未有过恶如此，贪赃数百万，而能依然高官厚禄者！” 再次坚决反对。并说：“有人给新上任的余姚县令张幼绪送行，张幼绪却说：‘我虽得一县，但出钱三十万！’荀万秋曾到庾府，遇到一夏侯姓客人，炳之问夏侯：‘有好牛不？’夏侯答没有；炳之又问：‘有好马不？’夏侯又答没有，但随即说：‘只有一只好驴。’炳之马上说：‘这正是我想要的！’客人出门后，炳之就跟着催问什么时候把驴送来。有人曾经讥笑炳之是‘东门得牛酒，西门变卖之’。广州刺史刘道锡是炳之举荐的，炳之后来就向他索要女儿陪嫁用品和祠堂祭器，那些东西价值百万，炳之还嫌不足。选令史章龙也向臣感叹炳之贪受钱财之过，说炳之的确曾经从道锡处得到嫁女用品，其中铜炉要四个人才能抬得动，细布斗帐等物不计其数。在尚书省，炳之又令其家奴贩卖酃酒，利润数十倍。”

无奈，宋文帝只好将庾炳之罢免，两年后，庾炳之就病死在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