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二、大战前夕（1）
扑灭盖吴之乱后这两三年来，拓跋焘北伐柔然、西击焉耆、南抗杨文德，忙得不可开交。他还忙中偷闲，做了另外几件大事：
一是诛杀北凉降主沮渠牧犍。拓跋焘刚刚平定了关中盖吴大乱，公元447年1月，他就指控以沮渠牧犍为首的北凉王族有三桩大罪：1、魏军攻克姑臧之前，沮渠牧犍曾让人打开了国库，取出金银珠宝，取出宝贝后，具体办事的人并没有关闭国库，致使姑臧城内群臣争相进入国库，盗窃了大量财宝。有关部门一直没有缉拿到参与偷盗的小民。2、沮渠牧犍父子藏匿了大量毒药，暗中毒死过上百人。3、沮渠牧犍的姊妹们都曾跟随昙无谶学过“旁门左道”，肆意淫乱。这三桩所谓的大罪，都是原北凉沮渠牧犍的亲信和看守国库的官员告发的，拓跋焘闻讯后，不禁大怒，下令将沮渠昭仪（沮渠牧犍之妹、北凉兴平公主）赐死，并将沮渠牧犍的宗族全部诛杀，因沮渠牧犍的侄儿沮渠祖、沮渠万年在魏军刚刚包围姑臧时就越城投降，才幸免于难。
接着，就又有人告发沮渠牧犍与北凉旧臣们阴谋谋反，3月，拓跋焘派遣崔浩来到了沮渠牧犍的家中，将其赐死。史书记载了一个细节：在自杀之前，沮渠牧犍与妻子武威公主诀别了很久，北魏给他的谥号是哀王。沮渠牧犍死后，武威公主带着两人生下的两个女儿度日，后拓跋焘下诏让左将军、南郡公李盖与自己的妻子与氏离婚，而娶了她。李盖之子李惠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孝文帝拓跋宏的外公，至于李惠是否是李盖与武威公主所生之子，尚不清楚。武威公主死后，与沮渠牧犍合葬，他俩所生的女儿则承继了武威公主的位号。这个细节也许能够说明两点：一是沮渠牧犍与武威公主之间关系正常，也反证了当初北魏讨伐北凉时所称的北凉王室淫乱不堪之词，也许纯属诬陷；二是沮渠牧犍被杀，完全是无辜的。按：沮渠牧犍与武威公主所生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司马楚之之子司马金龙和由高丽归附的高潜为妻。
拓跋焘诛灭沮渠家族的真正原因，已经难以确切考证。但魏国朝廷指出的三条理由似乎都非常牵强，说沮渠牧犍谋反更是空穴来风，而真实的原因有可能是：1、拓跋焘大约知道了昙无谶的种种劣迹，感到很没面子，恼羞成怒，诛杀了沮渠昭仪，杀戒一开，其他人也都随之而死；2、当时，关中地区盖吴大乱刚刚平息，沮渠氏残余势力还依靠刘宋和柔然盘踞在高昌，诛杀沮渠牧犍也是提前消除河西存在的隐患。
二是诛杀西征八名大将。诛杀沮渠牧犍两个月后，到这一年的6月，拓跋焘以扶风公拓跋处真等八名将领贪污缴获的财物，各自达到上千万，将其一并处斩。拓跋处真是拓跋珪的爷爷拓跋什翼键哥哥拓跋翳槐的后代，性格刚烈，但却非常贪婪，在军中脾气很坏。
三是诛杀四弟拓跋范。拓跋范的死是四年前刘洁一案的余绪，刘洁企图趁拓跋焘北伐柔然过程中发动政变，决非刘洁一个人的事情，是一大批鲜卑贵族试图推翻拓跋焘统治的一场阴谋，涉及到大批拓跋皇族成员。当时，为了将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拓跋焘只是处理了拓跋丕和刘洁等少数人，但这决不等于拓跋焘忘记了其他人。如今，他旧话重提，称拓跋范对刘洁的阴谋知情不报，拓跋范因此而“暴薨”。
至此，拓跋焘的6个弟弟，只剩下五弟建宁王拓拔崇一个了。
与拓跋焘一样，江南的宋文帝刘义隆也没闲着。
客观地说，在整个元嘉时期，尤其是前期，宋文帝还是比较关心百姓生活的，也进行了很多社会改革，为元嘉之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主要体现在：一是整伤吏治。在消灭旧臣集团后不久，他就向全国派出使者访贫问苦，征求意见建议；多次征召贤能之士，表彰和奖励清廉有为的地方官，他还将地方官的任期改为6年，使得地方官在一地能够真正做出成绩来；二是劝课农桑，厉行节俭。多次督促官吏组织百姓开荒种田，发展生产，并以此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他还让皇宫内上自皇后下到宫女都养蚕，为天下做出表率；为了发展生产，他还下令各地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他多次对皇室子弟告诫，要大兴节俭之风，元嘉二十一年，他还下诏在南徐州、南豫州、扬州的部分地区实施禁酒令，对元嘉十九年以前的欠债全部赦免；三是体察民情，减免税赋。他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减免灾区群众的税赋，赈济灾民；针对当时徭役年龄定得过低的现象，他下诏将过去“13岁负半役、16岁负全役”提高到“15到16为半丁，17为全丁”；当他看到一些军队还有80多岁的士兵这一情况后，规定“休老以六十为限，役少以十五为制”；与此同时，他还在元嘉七年下诏成立钱署，铸造四株钱（二十四株等于一两），结束了长期以来官府不铸钱的历史，为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四是重视法制，提倡文化。每年要亲自到延贤堂参加案件审理，主张谨慎对待每一件案件，务求做到公平。在重视法制的基础上，由于宋文帝本人就爱好读书、写诗，他在位期间，大力发展文化建设，尤其是倡导儒学，力图改变两晋以来士大夫崇尚虚诞的风气，元嘉十五年他征召雷次宗入京开儒学学校，又于十九年组织了祭奠孔子仪式，第二年重新建立了国子学堂，并在不久亲临学堂亲自考核学生。五是限制佛教的过度发展。丹阳尹萧摹之曾在元嘉十二年上书称：“佛教在中国发展这么久，所建造的寺庙多达上千，现在，不少人信佛不是以心中精诚为重，反而竞相以奢侈为高，浪费了社会财富，请求从今往后，对于那些需要铸铜像及建造佛塔寺庙的，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后，方可执行。”宋文帝同意了。
但是，由于刘宋朝廷内部一连串的政治斗争，虽然刘义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皇权，但残酷的斗争不仅造成了无谓的内耗，使得刘宋王朝失去了一大批原本非常有为的文臣武将，朝廷之上的有用人才也更为稀少，而且，还让以后的执政者缩手缩脚，无所作为。如今刘宋最有权势的大臣当属刘义恭，但由于有刘义康的前车之鉴，刘义恭根本不怎么管事，成了名符其实的橡皮图章，虽然如此，刘义恭却生活腐化，花费惊人，同样的，做了二十多年皇帝的刘义隆也慢慢失去了刚登基时的朴素本色。为了安抚刘义恭，宋文帝不仅对刘义恭的奢侈浪费不加制止，相反，刘义恭每年花费两千万后，他还主动给追加一千万，在刘义恭的带动下，整个刘宋朝廷上不少显要生活也都逐渐腐化，徐湛之“室宇园池，贵游莫及。” 与何勖、孟灵休相互夸耀财富。元嘉二十二年夏天，宋文帝下令开挖玄武湖，还打算在湖中建造方丈、蓬莱、瀛洲三座仙山，同时又重修华林园，何尚之反复劝谏称盛夏百姓们应该休息休息，可宋文帝却说：“百姓们没事自己还经常让太阳晒背呢，这不算什么。”这段期间，宋文帝还经常出外巡游，总是日暮而归。《魏书·岛夷刘裕附刘义隆传》称：（刘义隆）“好行小计，扇动边民，内起山苑，穷侈极丽，役使百姓，江南苦之。”
随着人才的缺乏和执政者的腐化，持续一二十年的元嘉之治也开始慢慢走到了末路。四株钱发行以后，钱的价值下降了，人们开始将古代的五铢钱毁掉，盗铸新钱，造成混乱，宋文帝寻求解决办法。录尚书事刘义恭建议以古代的大钱一个当两个使用，以防止盗铸的人将大钱毁掉铸成小钱，何尚之表示反对，他说：“钱币的使用在于商品交易，与铸造的钱数多少岂有关系？钱币少则钱值钱，钱币多则物值钱，多少虽不同，但用处是一样的。如果用一个钱兑换两个钱，只能是价钱虚高，没有什么用处，如果这样下来，就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这不是让社会财富平均的办法。并且，只笼统地规定大钱，又不明确具体的形制，如果仅限于四株钱和五铢钱的话，钱面上均是古代的篆字，普通百姓难以识别，且年代久远，文字磨损，必定会引起争讼。” 吏部尚书庾炳之、侍中太子左卫率萧思话、中护军赵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均与何尚之的意见相同，但中领军沈演之则赞同刘义恭的意见，于是，宋文帝采纳了刘义恭的建议，但仅仅施行了一年多，就因为很不方便，而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