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军无功而返，拓跋焘原本打算“以战养战”，通过掳掠柔然的人畜来补充军粮的计划，也化为泡影。在回师途中，魏军粮草吃完，饿死了大量士兵。一连串的阴谋都化为泡影，刘洁又心生一计，他暗中让人在军中制造混乱，然后，劝说拓跋焘弃军回到平城。一旦拓跋焘离开了军队，那么，乐平王拓跋丕以二弟和骠骑大将军之尊将接管军队，暗害一个成为孤家寡人的拓跋焘，那是易如反掌。
但冷静的拓跋焘并没有听从。
危机四伏的这次北伐就这样结束了，魏军不仅没有取得胜利，相反却因断粮而损失惨重，可以说是一次本该大胜却最终不战而惨败的战争，《宋书·索虏传》称，魏军“大败而还，死者十六七，不听死家发哀，犯者诛之。”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拓跋焘的这次出师之初就充满了杀机，拓跋焘虽然没有战胜敌人，但却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无声地化解了一个又一个危险，成功地保全了自己。
敏锐的拓跋焘在途中已经对刘洁的种种反常行为有所觉察，而刘洁又上奏这次出师无功，应追究崔浩的责任。拓跋焘回答：“诸将没有按时到达，临敌不积极进攻，罪过在诸将，岂在崔浩？”把刘洁顶了回去。不久，崔浩也揭发了刘洁擅自改动诏书的事，于是，在拓跋焘行至五原（内蒙古包头市境）的时候，他下令将刘洁抓了起来。
六十八、血雨腥风
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十一月底，拓跋焘回到国内，标志着这场历时三个月的北伐告终，也就在同月二十七日（甲子日），他突然发布了那道命令皇太子拓跋晃“副理万机，总统百揆”的诏书。
正如前述的那样，这道诏书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由太子拓跋晃接管部分政权；二是解除部分将领的兵权。“甲子诏书”出台时，刘洁已经被逮捕，而拓跋焘尚未回到平城，此时，他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这份诏书，也说明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拓跋焘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军事上遭到惨败，民心军心动摇，加剧了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国内随时都面临一场巨大的动荡，一旦自己身遭不测，有太子监国则“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当初拓跋焘监国时，崔浩对其父拓跋嗣语），这应该是拓跋焘这份诏书出台的直接背景。冠冕堂皇的诏书上称，解除旧臣职务的原因在于要提拔年轻人，功臣们以后的任务是陪拓跋焘喝酒，拓跋焘说的稀松平常，然而，假如真的如此意定神闲，何必在途中就匆匆发布呢？实际上，也许真实的情况是：在逮捕刘洁后，拓跋焘即将军中异己势力控制了起来。
十二月一日，拓跋焘终于安全地回到了平城。
北伐的尘埃基本落定，而拓跋焘对付国内的一连串大举措才刚刚开始，不过，在叙述这场发生于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中的大规模清洗之前，我们不能不再回过头来看看刚刚过去的这场奇怪的北伐：回顾这次北伐柔然，令人最为疑惑的是，这次北伐拓跋焘并没有象他公元432年第一次讨伐北燕、公元439年灭亡北凉那样，让太子拓跋晃留守京师监国，相反，他不仅让拓跋晃随军出征，而且还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皇帝与太子同在军中本身，就不同寻常。拓跋焘讨伐北燕时，拓跋晃年仅5岁，讨伐北凉时，拓跋晃12岁，而此时的拓跋晃已经16岁了，是什么原因让拓跋焘感到留下拓跋晃在家不放心？一向谨慎的他怎么突然忘记了应该有人在家看守京师？假如拓跋焘对皇太子拓跋晃完全信任的话，即便是让拓跋晃一起北伐，为何不让已经16岁的他与他的叔父们单独率领一路军马呢？要知道拓跋焘本人12岁继位，当年即率军与柔然厮杀，第二年又大举北伐，难道16岁的自小就“明慧强识”的拓跋晃就没有统军的能力？
《南齐书·魏虏传》给出了答案，其上称：“宋元嘉中，伪太子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谮之。玄高道人有道术，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梦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谗欲害太子！’佛狸惊觉，下伪诏曰：‘王者大业，纂承为重，储宫嗣绍，百王旧例。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太子，然后上闻。’”这一说法在《高僧传·释玄高传》中得到印证：“时魏虏拓跋焘僭据平城，军侵凉境，焘舅阳平王杜超请高同还伪都。既达平城，大流禅化。伪太子事高为师，晃一时被谗，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罗枉苦，何由得脱？’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恳忏。焘乃梦见其祖及父皆执剑烈威，问：‘汝何故信谗言，枉疑太子？’焘惊觉，大集群臣，告以所梦。诸臣咸言：太子无过，实如皇灵降诘。焘于太子无复疑焉，盖高诚感之力也。（以下为甲子诏书内容）……时崔浩、寇天师先得宠于焘，恐晃纂承之日夺其威柄，乃谮云：‘太子前事，实有谋心。但结高公道术，故令先帝降梦。如此物论，事迹稍形，若不诛除，以为巨害。’焘遂纳之，勃然大怒，即日收高。……至伪太平五年九月，高与崇公俱被幽絷。其月十五日就祸，卒于平城之东隅，春秋四十三。是岁宋元嘉二十一年也。”
也就是说，在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焘北伐柔然之前，由于崔浩和寇谦之的谗言，拓跋焘对太子拓跋晃是怀疑的，这也是拓跋焘一反常态、将拓跋晃带到身边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崔浩、寇谦之二人要离间拓跋焘父子之间的关系呢？这既是权力之争，又是意识形态之争：拓跋晃素来信佛，而崔寇二人一直致力于北魏的汉化，在某种程度上，信佛在当时的北魏政治氛围中就是一种胡化的表征，将阻碍汉化进程。北凉灭亡以后，大量僧众、信徒涌入平城，动摇着崔寇二人刚刚打下的以道教为国教的基础，太平真君初年拓跋焘即下达了让五十岁以下僧人还俗的诏书，下达这道诏书的背后，一定经过了崔浩、寇谦之与拓跋晃等人激烈的斗争。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正是崔浩与拓跋晃之间的明争暗斗，促使拓跋焘将拓跋晃带在身边，也让刘洁、拓跋丕等人窥到了一丝机会，难怪刘洁在大军出发之前就说出“车驾不返，将立乐平王”的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