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元嘉之治

元嘉八年西秦灭亡，元嘉九年大夏灭亡，一直到元嘉十三年北燕灭亡，在这五六年间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将消灭北燕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围绕这一目的，拓跋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最重要一点的就是：与刘宋王朝实现和解。

元嘉八年宋文帝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拓跋焘即于同年六月向刘宋派出散骑侍郎周绍提出和解，并提出求婚，战败后的宋文帝半推半就地表示了同意；第二年五月，宋文帝派遣赵道生出使北魏，六月，拓跋焘派遣散骑常侍邓颖前往刘宋；元嘉十年二月，拓跋焘再次派遣散骑常侍宋宣出使刘宋，并为太子拓跋晃求婚，宋文帝再次含糊其辞进行答复，九月，宋文帝派遣使者出使北魏，并送去了一头驯象，十二月，拓跋焘派遣散骑常侍卢玄再次出使江南；元嘉十三年七月，拓跋焘又派遣散骑常侍、广平子游雅出使刘宋，年底，他又派遣高允之弟高推再次南下；第二年二月，宋文帝派遣散骑常侍刘熙伯前往北魏，协商嫁女一事，碰巧宋文帝的那位公主死去，此事遂告终止，十一月，宋文帝又派遣使者出使北魏，并送去了一头驯象，自此以后，双方使节往来不绝。

双方之所以能够暂时捐弃前嫌，对北魏拓跋焘而言是为了稳定和消化新占领区，而对于宋文帝而言又何尝不是为了国内的稳定？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没有力量。元嘉七年八年的北伐后，刘宋军队大败，已经无力继续与北魏展开正面对抗；二是缺乏将才谋士。刘宋朝堂之上仅有的将才檀道济却并非宋文帝的心腹，除了他以外，再无第二个骁勇善战的名将；朝廷中的王弘、王昙首、谢密、王球等人，都是明哲保身的行家里手，又是精通宫廷权谋的能人，但遇到正经事却都是低能儿；三是宋文帝一直患病。宋文帝的健康问题一直是第一次北伐后刘宋朝廷上最为重要的问题，牵动着方方面面的神经，直接决定了刘宋朝廷的许多重大举措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令国内政局出现不少隐患；四是内部政治斗争加剧。这些年来，刘宋最高层围绕着宋文帝、殷景仁与刘义康、刘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与此同时，还发生了益州叛乱、谢灵运、檀道济等事件，与北魏实现和解，争取一个较为安定的外部环境，这也是刘宋王朝的无奈之举。

和解归和解，但仇怨却根本无法化解，双方之间的对立立场也并没有改变，这谁都清楚。北魏方面依然继续接纳并委任刘宋方面投降的人，北魏拓跋焘延和二年（即元嘉十年，公元433年），北魏在外黄城（河南省杞县）设立徐州，下辖谯、梁、彭、沛四郡九县，以刁雍为平南将军、徐州刺史，赐爵东安侯；荥阳太守王慧龙，虎牢关镇将韩延之均令刘宋君臣非常忌惮，到彦之曾对朋友萧斌写信说：“鲁轨愚蠢，马楚粗鲁，流亡北魏的人中只有王慧龙和韩延之让人担忧，没有想到书生竟让老夫如此惊讶。”这些人与刘宋王室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根本不会与刘宋王朝实现和解，就拿王慧龙来说，他认为自己是个背井离乡的落难之人，与妻子生下一双儿女以后，就断绝了房事，从不穿华丽的衣服，也不参加喜庆的典礼，在任十年，声望很好，归附的百姓有上万家，宋文帝使出反间计，派人到魏国散布流言称，王慧龙自以为功劳很大却没有升官，将假装南下，趁机扣留司马楚之投降刘宋。拓跋焘听后说：“肯定不是真的，这不过是齐国人忌惮乐毅、向燕国散布流言的故伎罢了。”他亲自给王慧龙写下诏书说：“刘义隆象害怕老虎一样害怕将军，不过是他恶意中伤，朕心里明白。流言蜚语，将军不用介意。”宋文帝一计不成，又使出一计，他派遣刺客吕玄伯前去刺杀王慧龙，并承诺事成之后，赏赐给吕玄伯二百户的男爵、一千匹绢。吕玄伯谎称叛逃北魏，他见到王慧龙后，请求与他单独密谈。王慧龙心生疑窦，命人搜身，发现吕玄伯怀中藏有短刀，吕玄伯磕头请死，王慧龙却说：“各为其主，我不忍心杀他。”王慧龙身边的人都说刘义隆贼心不死，如果不杀吕玄伯，他还会派其他的人前来。王慧龙说：“死生由命，他岂能害我？况且，我把仁义作为盾牌，还害怕什么刺客？”就将吕玄伯放了。元嘉十年三月，司马天助自称是司马道子的孙子、司马元显的儿子，也流亡到北魏，北魏将其任命为平东将军、青州徐州二州刺史，赐爵东海公.

虽然宋魏双方一直在明争暗斗，但总算两个实力最强的国家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了，这也给江南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史书称，宋文帝仁慈节俭，勤于政事，依法办事却不苛刻，百官的任职年限都很长，地方官以6年为一个任期，这样以来，官吏也都忠于职守，不敷衍塞责，而百姓们也都有一种安全感。宋文帝从继位到去世，一共在位30年，四海安定，江南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给政府缴纳的税赋仅限于正常的范围之内，没有额外的摊派，社会风气也大为改观，街头巷尾都能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作“元嘉之治”。《宋书·良吏传》称：“自此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文帝喜爱文学艺术，在元嘉时期，建康城内比较出名的除了何尚之开设的玄学之外，还有雷次宗开设的儒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开设的史学、司徒参军谢元开设的文学，并称为四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宋文帝还命令裴松之给陈寿的《三国志》作注，由于《三国志》非常简略，我们后世能够了解到三国时期很多故事的来龙去脉，就有赖于裴松之的注。后来，裴松之的儿子裴骃子承父业，又为司马迁的《史记》作注，写成了不朽之作《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引》、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并称为“史记三家注”。

但是，我们仔细研读历史却发现，所谓的元嘉之治也是相对而言的，从东晋桓玄篡位、孙恩起事开始，到刘裕崛起，再到刘宋建立，江南虽然有一个名义上的皇帝，但是，二三十年间几乎每一年都在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与群雄角逐中的北中国毫无二致，甚至在宋文帝登基的前十年，也发生了讨伐谢晦、宋魏冲突、益州叛乱等大的动荡，所以说，元嘉之治不仅时间难以包括整个元嘉时期，而且真实的情况似乎也并不象史书中描写的那么美妙吧。

宋魏双方的明争暗斗还表现在双方都极力拉拢其他割据势力：元嘉八年，北魏取得宋魏、夏魏之战的胜利以后，拓跋焘即派遣代理太常李顺持节拜北凉沮渠蒙逊为假节，加侍中，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太傅，行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双方关系进入持续数年的蜜月期。元嘉十年四月，沮渠蒙逊病死，时年66岁，北凉群臣以世子沮渠菩提年幼，而推举沮渠蒙逊的第三子、酒泉太守沮渠牧犍为主，（《资治通鉴》称敦煌太守），沮渠牧犍立儿子沮渠封坛为世子，加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并派遣使者请求北魏承认。拓跋焘原来请求迎娶沮渠蒙逊的女儿为妃，但正逢沮渠蒙逊病死，等到沮渠牧犍继位后，就派遣宋繇将妹妹兴平公主送往北魏，被拓跋焘拜为右昭仪。拓跋焘拜沮渠牧犍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凉沙河三州、西城羌戎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又将自己的妹妹武威公主嫁给了他。沮渠牧犍派宋繇前往北魏表示感谢，并献上五百匹骏马，五百斤黄金。沮渠牧犍以为自己无功受禄，谦虚地表示只用给一个安西将军或者平西将军的封号即可，拓跋焘没有同意。元嘉十一年，沮渠牧犍也向刘宋报告继位的消息，刘宋王朝加封其为都督凉州、秦州等四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河西王。

吐谷浑王慕璝在消灭了大夏以后，也是既向北魏送去了赫连定，又向刘宋告捷，分别被拓跋焘封为大将军、西秦王，被宋文帝封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元嘉十三年，吐谷浑王慕璝去世，弟弟慕利延继位，又被北魏加封为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改封为西平王，被宋文帝加封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镇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

氐王杨难当也是这样。杨难当之父杨盛原被宋武帝刘裕加封为武都王，杨盛死后，杨难当之兄杨玄继位，被宋文帝封为使持节、征西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同时，拓跋焘也加封其为征南大将军、都督、梁州刺史、南秦王，杨玄死后，弟弟杨难当废掉杨玄之子杨宗保自立，向刘宋称臣，元嘉九年被宋文帝加封为征西将军，杨难当任命杨宗保为镇南将军，镇守宕昌（甘肃省宕昌县），以自己的儿子杨顺为秦州刺史，镇守上邽（甘肃省天水市）。杨宗保密谋偷袭杨难当，事泄被杨难当囚禁。但杨难当在第二年又接受了北魏的封号，并出兵汉中，与刘宋交恶，战败后又向宋文帝请罪，得到了宋文帝的谅解，双方又恢复了原有的关系，元嘉十三年，杨难当自称大秦王，自行设立百官，但仍然向北魏和刘宋称臣进贡。

随着北魏影响力的逐渐扩大，元嘉十二年，西域的龟兹（新疆库车）、疏勒（新疆喀什）、乌孙（吉尔吉斯斯坦伊什提克城）、悦般（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东畔）、渴盘陀（新疆塔什库尔干）、鄯善（新疆若羌县东）、焉耆（新疆焉耆）、车师（新疆吐鲁番境）、粟持（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西北）等九国都向北魏朝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