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重归和平

虽然北魏在北方一支独大，但依当时北魏的国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坚守黄河以南。

拓跋焘两次讨伐夏国，但都是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在前线取得了重大胜利的情况下，他却浅尝辄止，总是匆匆返回平阳，其根本原因还是兵力不足，也担心柔然和北燕趁虚偷袭老巢。还有，当魏军对宋军取得胜利以后，司马楚之曾上书拓跋焘称：“臣受命南征，日夜忧虑，废寝忘食，屡屡派人南渡长江，宣传大魏的美德，江南人民莫不翘首北望，刘义隆兄弟知道江南人心不稳，派遣臣的仇人顺（史书缺载，此人不详）来当司州刺史，统领淮河以北七郡，代替垣苗镇守悬瓠（河南省汝南县）。自从宋军在洛阳、滑台失败后，刘义隆恼羞成怒，将到彦之削职为民，在寿阳把姚耸夫诛杀，在彭城将竺灵秀斩首，王弘称病退位，檀道济也被贬斥。刘宋已成土崩瓦解之势，请求趁此良机，一举荡平江南，统一天下。”但拓跋焘因部队疲劳为由，并未同意。

除了防备柔然和北燕之外，拓跋焘还需要时间去消化庞大的新占领区和数量同样庞大的新近归附的民众，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北魏接纳了大量的柔然、高车、夏国等各族民众，前不久，新近归附的柔然高车部众还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叛逃事件，而北魏并州地区的山胡也蠢蠢欲动，这一切都不允许拓跋焘继续与他的兼并战争，不过，这些因素属于军国机密，当然是不会明确告诉给司马楚之的，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巩固国内的统治，拓跋焘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

一是主动向刘宋示好，请求实现两国的和解。魏军攻占滑台后，即于同年6月向刘宋王朝派遣散骑侍郎周绍，提出和解，拓跋焘还向宋文帝刘义隆提出和亲，刘义隆既不好严词拒绝，又不愿勉强接受，只能含糊其辞地给予答复；魏军占领滑台后，并没有继续南下或者东进，基本上驻守在原来划定的边界上；拓跋焘担心主战的司马楚之会惹事生非，打乱他既定的战略部署，很快即任命其为散骑常侍，将其从黄河以南召回平城，而任命崔浩弟弟崔恬的女婿王慧龙为荥阳太守。

二是向柔然继任可汗示好。魏国边境的骑兵部队抓获了柔然南部二十多名巡逻兵，这些柔然巡逻兵被送到平城以后，拓跋焘不仅没有将他们诛杀，相反，还赏赐给他们衣服，又将他们安全送回。拓跋焘此举让柔然上下非常感激，也就是在这一年即元嘉八年，继位一年有余的柔然新任可汗吴提向北魏派出使者表示与北魏实现和解——当然，柔然敕连可汗吴提的这一举动，也有他自己的道理：就当时的客观情况而言，对于柔然来说，根本无力再与北魏为敌，其实，吴提岂能忘记破国亡家之仇？他在王国刚被拓跋焘打得支离破碎之后就派出和平使者，不过与赫连定所为一模一样，其目的不过是为了避免再受到北魏毁灭性的打击，以争取休养生息的时间；而对于北魏来说，拓跋焘同样也需要时间，假如吴提一直在北边招诱、骚扰，拓跋焘不仅难以兼顾帝国其他方向，而且，还需要花更大的精力去监视新归附的部众，这当然是拓跋焘不愿意看到的。

三是在国内制造休兵安民的假象。元嘉八年9月25日，拓跋焘下诏称：“如今大夏和刘宋两个敌人均被我们击败，我们将停止发动战争，发展文化事业，重新拾起因战时忽略的事情，寻找隐居不仕的贤人。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王伟等人，都是当地的翘楚，《易经》说过：‘我有好酒，我将与你们同醉。’命令地方政府把这些贤才们都恭恭敬敬地护送到京师里来。”《魏书·高允传》中有高允所作的《征士颂》，其上详细记载了这次应征士人的情况：应征人数共计35人，涉及到16个郡，26个家族，他们大多被任命为参谋、秘书之类的官职。拓跋焘对外宣称将“偃武修文”，并采取实际行动征召汉族士大夫到中央任职，既有利于实现统治区内的政治稳定，又对北燕的汉族士大夫们起到一定的吸引作用，还能够进一步地迷惑北燕政权。在征召汉族士大夫的同时，司徒崔浩还决定对重新品定士族门第，确定官员的出身门第的高低，卢玄是卢谌的曾孙，也是崔浩的外甥，他建议崔浩说：“创建一项制度，要选择适当的时机，欢迎这项改革的，能有几人？请三思而行。”但崔浩不从，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四是修订法律。北魏法律可以上溯至拓跋什翼犍时代，那时，代国才有明确的法律，拓跋什翼犍规定：“反叛的要族诛，其他犯罪可以允许交纳金子、马匹赎罪。允许杀人犯给死者家属马、牛、送葬品私了。盗窃公家财物的，要赔偿五倍的财物。盗窃私人财物的，要赔偿十倍。”道武帝拓跋珪入主中原以后，仍然感到过去的法律比较繁琐，又进行了删减。但到拓跋珪晚年，随意诛杀，刑罚变得严酷，明元帝拓跋嗣继位后，情况并没有得到改观。本年10月，拓跋焘命令崔浩修改法律，废除了四年、五年有期徒刑的条款，增加了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的情形；对于用巫术害人的，在其背上绑上羊、胸前绑上狗，投入深渊；九品以上官员可以用官阶赎罪；怀孕妇女待其产后一百天以后，再执行刑罚；在各级政府门前的左侧设置登闻鼓，方便群众擂鼓申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