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后世的我们判断的标准问题。我们对崔浩的政治立场的判断，是基于事件的结果。说他忠于北魏的人，是因为他几乎是“算无遗策”，每次他给魏主出谋划策，魏军都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但是，这种观点有一个致命的漏洞，那就是：崔浩的谋略与魏主实际取得的战果之间，并非是一因一果的关系，因为，战况瞬息万变，介入的因素非常之多，不能仅仅依靠结果就推断出诸多因素之一的崔浩建议的性质，也就是说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即：假设崔浩所出的计谋对于魏国而言是出自奸心，但是，经过魏主和魏军将士的努力，甚至的其他诸如天气、敌方失误等因素的介入，魏军取得了好的结果。说他是心向刘宋的人呢，他们是基于对崔浩一生所作出的全部建议进行总的评价，由此他们发现，每每等到魏主意欲向南方发起攻击的时候，崔浩总是推三阻四，找出种种理由进行阻挠，而当魏主对其他国家用兵时，他就显得非常积极，其结果是：刘宋政权在北中国没有统一之前没有成为北魏的主要打击对象，所以，他们得出崔浩心向刘宋的结论。然而，这种判断也并非无懈可击，因为，在他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的同时，却忽略了另一面，那就是：1、从当时北魏面临的实际情况上看，拓跋鲜卑当然属于北方民族，起码，在拓跋焘时代，北方才是他们的根基，而当时，对北魏帝国心腹地带构成直接威胁的，也就是赫连夏和柔然，可以说，赫连夏和柔然对北魏是心腹之患，而刘宋则是疥癣之疾，因此，崔浩建议先打击这两个国家，从纯军事层面上说，并没有不当之处；说到柔然是北魏的心腹之患，就必须提及柔然的真实实力：在此之前，柔然多次南下，明元帝拓跋嗣大败，太武帝拓跋焘两次北伐，均没有取得成果；而这些年来，柔然大檀之所以没有再对北魏发起灭国性的战争，并放任拓跋焘袭占了统万，这都是因为柔然的主力部队都放到西线，与匈奴悦般王国激战，两国的战争持续了数年之久，柔然实力大大削弱，拓跋焘和崔浩未必确切地知道柔然与中亚诸多王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纷争，但柔然为了减轻赫连夏国的压力，却仅仅于公元428年出兵一万骑兵南下，从这一点来看，柔然实力也已经大大下降了，趁此时机给予其毁灭性的打击，当是北魏的不二选择；2、一般来讲，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先统一北方，占据一整块土地，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其势则完满，因此，北魏政权采取由远及近、各个击破，先打柔然和赫连夏，也是抓住了主要矛盾；3、崔浩诸多建议，并与其他因素加在一起，最终的另外一个结果也是促成了北魏统一了北中国，这同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从这一点来看，这究竟对北魏是忠又是奸呢？！

不过，既然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那么，还是凭借着现有的一点史料，试着对崔浩的心路历程做点滴的挖掘吧：

一是崔浩及其父亲与当时的汉族士大夫们一样，从开始的与北魏统治者不合作到不得不合作，但他们的心中不能没有“南朝情结”。五胡十六国初期，正统的汉族士大夫大多采取不与异族合作的态度，他们纷纷南下，随着北方异族统治的持续和北方统治者政策的变化以及对汉文化的逐步认同，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云：“当时中国北部之统治权虽在胡人之手，而其地之汉族实远较胡人为众多，不独汉人之文化高于胡人，经济力量亦胜于胡人，故胡人欲统治中国，必不得不借助于此种汉人之大族，而汉人之大族亦欲藉统治之胡人以实现其家世传统之政治理想，而巩固其社会地位。此北朝数百年间胡族与汉族互相利用之关键，虽成功失败其事非一，然北朝史中政治社会之大变动莫不与此点即胡人统治者与汉人大族之关系有关是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汉族士大夫们也开始采取与他们合作的态度，但他们从内心深处是有“南朝情结”的，认为只有处于南方的东晋才是汉文化的正朔所在，这里比较的代表人物是石勒的张宾和苻坚的王猛，张宾葛陂对策阻止石勒南下、王猛临死叮咛苻坚不要发兵南下，都曲折地反映了这一点，崔浩也是如此。正如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所说的那样：“若夫东晋、宋、齐、梁、陈之君，虽居江南，中国也；五胡、元魏，虽处神州，夷狄也，其事又与孙、曹不同。故五胡之盛，无如苻坚，其臣之贤则有王猛；元魏之强，无如佛狸，其臣之贤则有崔浩。王猛丁宁垂死之言，以江南正朔相承，劝苻坚不宜图晋；崔浩指南方为衣冠所在，历事两朝，常不愿南伐。苻坚违王猛之戒，故有淝水之奔；佛狸忽崔浩之谋，故有盱眙之辱。虽江南之险兵不可攻，而天意佑华，亦不可以厚诬其实。”

二是合作并不等于是完全屈从胡文化，有南朝情结又不等于是里通外国。张宾葛陂对策固然从客观上挽回了刚刚建立的东晋司马睿岌岌可危之局，但就石勒而言却也奠定了石赵帝国的基础，由于胡族政权力量的强大、南方势力内讧不已以及根深蒂固的门阀观念，致使留在北方的汉族士大夫们内心非常纠结：不想与胡人合作，但又不得不合作；心向南朝，但真的举家到了江南，家族利益不仅不能得到保护，相反还可能受到损害。杨佺期等晚渡高门被东晋主流社会摒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汉族士人往往选择在北方胡人政权内取得更大的影响力，一方面保护好自己的家族利益，另一方面又力所能及地影响胡族汉化的步伐，同时，兼顾北方政权对南方的破坏。正如钱穆先生说的那样：“北方之学者，饱经兵荒胡乱，始终不忘情于政治上之奋斗，此为与南方士族绝不相同处，崔浩即其一例。……大抵如王猛、崔浩之伦，皆欲在北方于拥戴一异姓主之下而展其抱负者。”欲在北方于拥戴一异姓主之下而展其抱负，当然需要才学，但更重要的是要取得敏感的北方统治者们的信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其尽忠，而不是相反。

三是对第二条的补充：“心向南朝”并不等于忠于南朝的东晋或者刘宋政权，而是心向的南朝文化。崔浩对于北逃的东晋宗室子弟并不感冒，即便是象司马楚之等人，也被他指斥为“凡庸琐才”；而对于出身低下的刘宋皇室，志欲整齐人伦、恢复门阀制度的崔浩也不一定就看得起。崔浩交接的北奔南人主要是一些代表汉文化的文士和门阀子弟，比如袁式，与崔浩只见一面，就“尽国士之交”，对毛修之也是这样，（崔浩）“以其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更为典型的是崔浩对待王慧龙的态度。据《魏书·王慧龙传》记载：“初，崔浩弟恬闻慧龙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结婚姻，及见慧龙，曰：‘信王家儿也。’王氏世齇鼻（即鼻子大），江东谓之齇王。慧龙鼻大，浩曰：‘真贵种矣。’数向诸公称其美。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世祖，以其叹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及鲁宗之子轨奔姚兴，后归国，云慧龙是王愉家竖，僧彬所通生也。浩虽闻之，以女之故，成赞其族。慧龙由是不调。”崔浩以王慧龙为太原王氏而将其召为女婿，并因其鼻子大而坚称他就是太原王氏之后，这都与崔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其目的就是要推进胡人的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