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随着宋文帝继位后，王弘和檀道济却暗中向宋文帝刘义隆靠拢，竭力洗刷自己过去的所为，最直接的便是王弘一再上书推辞司空之职，并在奏表中宣称自己并非主谋，暗示自己是被徐羡之等人强行拉入伙的。据《南史·檀道济传》记载：他“素与王弘善，时被遇方深，道济弥相结附，每构羡之等，弘亦雅仗之。”也就是说，不仅王弘借助弟弟王昙首、族弟王华等人在努力取得宋文帝刘义隆的谅解，与此同时，檀道济也暗中与王弘勾结，诬陷徐羡之等人，借揭发徐羡之等人而争取主动。

整个元嘉二年的建康一直笼罩在一种诡异的政治气氛中，朝中新贵王华等人见到徐羡之等人都是一幅不共戴天的态度，徐羡之嗅出了这种异常的气氛，他给出的办法就是彻底退休，交出权力，以此来保命，然而，程道慧、王韶之、徐佩之等人却苦苦相劝，致使徐羡之这一打算没有实现；傅亮也感觉到了即将来临的危险，他的解决办法就是苦闷，然后在苦闷之余写一点文章，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同样的，远在荆州的谢晦也忧心忡忡，他不但结交宋文帝的亲信王华，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刘义隆的四弟、彭城王刘义康，另一个嫁给了刘义隆的堂兄弟、叔父刘道怜第五子新野侯刘义宾，为了表明心迹，他还把自己的妻子曹氏和长子谢世休送到了建康，“冀以免祸”。

在这种情况下，宋文帝又当采取何种策略呢？他决定利用王弘和檀道济，分化瓦解政变集团，这一决定当基于以下几点：一是王弘、檀道济二人的确是出于被动加入，出于无奈，这也是实情，况且，如今，王弘主动投怀送抱，檀道济暗中落井下石，已经表现出与徐羡之等人划清界限的态度。二是琅邪王氏特殊的政治地位，是刘义隆必须要衡量的，尤其是要诛灭陈郡谢氏的谢晦，就必须拉一打一，方为稳妥；檀道济坐拥北府精兵，手握重兵，一旦与上游荆州开战，下游京口方向如果摇摆不定的话，建康就危若累卵，不要说去讨伐谢晦了，自身也面临两面夹击的危险。三是王弘之弟王昙首、族弟王华等人与刘义隆共事多年，是他的心腹亲信，哪有杀人家之兄而重用人家弟弟的道理？

元嘉二年（公元425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宋文帝刘义隆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他对外宣称将要北上讨伐北魏，收复黄河以南之地，又宣称在出发之前，先去京口拜谒祖母萧文寿的陵墓，下令有关部门安排舰船、物资，实施戒严。蒙在鼓里的傅亮还对北伐深感不安，他给荆州刺史谢晦写信说道：“实施北伐的计划还在进行，朝廷群臣对此大多都深怀忧惧。”他还说：“朝中群臣大多上书劝谏不要北伐，皇上会派遣宦官万幼宗前往你处商议。”然而，刘义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措施，也让不少人产生种种猜测，刘义隆借口北伐实施清洗旧臣的计划多多少少也泄露了出来。

元嘉三年（公元326年）新年刚过，一天，谢晦的弟弟、黄门侍郎谢皭（音：交）派人飞马将刘义隆的绝密计划通知了哥哥谢晦，谢晦仍然不太相信，他将傅亮的书信拿出来，让谘议参军何承天看，说道：“屈指算来，万幼宗不出一两天就来了，傅亮担心我多事，才提前给我写信告知。”何承天回答：“外面谣传都说皇上西上讨伐我们的计划已经决定了，万幼宗岂能再来？”何承天的堂祖就是西晋末年的右卫将军何伦，母亲是那位在刘裕登基时对晋恭帝哭的涕泗横流的徐广之妹。听了何承天的话，谢晦仍然不信，他让何承天提前撰写回复诏书的上表，在上表中称，如果朝廷要实施北伐，还需要等到明年。不久，江夏内史程道慧接到一封浔阳方面的来信，信中称：“朝廷将要采取非常措施，此事已经确定了。”程道慧接到这封密信以后，即派自己的辅国将军中兵参军乐冏将这封书信火速送交谢晦。谢晦对何承天说：“万幼宗还没来到，如果两三天以内再无消息，那他是不会再来了吧？”何承天回答：“朝廷来使原本就不会来，假如真如程道慧所言，此事已经确定，不容再有任何怀疑。”谢晦又问：“假如真是这样，我该怎么办？”何承天回答：“受到将军对我非同寻常的眷顾，在下常想报答将军。事已至此，岂敢再有所隐瞒！可是，一旦明天军中戒严，动用军法制裁劝谏之人，届时，恐怕我心中的所思所想，再无法合盘托出了。”谢晦非常恐惧，追问道：“难道是想让我自杀？”何承天回答：“还不到那步田地。不过，要知道皇上以帝王之威，率领全天下之兵，来讨伐一个州，不仅实力悬殊，而且顺逆也迥异，因此，逃往外国，这是上策。其次，命令心腹将领率军驻扎在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将军您自己则亲自率领主力驻扎在夏口（湖北省武汉市）迎战，如果战败，再从义阳方向北逃出境，这是中策。”谢晦思考了很久，说道：“荆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军队和粮食都容易补充，先与朝廷决战，再走不迟！”于是，他命令何承天制作檄文，又与卫将军谘议参军琅邪颜邵密谋起兵，颜邵听了非常害怕，喝药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