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清除旧臣（1）

“阿柴折箭”的故事，告诉人们团结力量大这一浅显的道理，据说，700年后的成吉思汗也曾以折箭教育子弟，一千多年后的日本战国时代，大名毛利元就也曾做过“三矢之训”，说明同样的道理。

然而，就象刘义隆不知道阿柴死讯一样，他同样不知道阿柴折箭的故事，摆在他面前的是要彻底搬掉徐羡之、傅亮等人，只有这样，似乎他才安心一点。

史书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是：宋少帝刘义符“多狎群小”、庐陵王刘义真则“德轻于才”，似乎二人被执政大臣徐羡之等人废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徐羡之等人的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并没有多少私心，不少人也是这一观点，但是，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二人仅仅如此的话，按照常理推断，尚不至于落到被废杀的下场。“反常即为妖。”徐羡之等人做出上述举动，当然是有私心的，这是因为：

一是，从史书透露出的点滴讯息来看，宋少帝刘义符和庐陵王刘义真在被废杀之前，已经与徐羡之等人的矛盾很深了，刘义真之所以能够说出得志以后安排谢灵运等人的话，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徐羡之等人出于自保决心痛下杀手，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从废杀刘义符和刘义真以及对谢晦等人的安排上来看，徐羡之等人除了取悦刘义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自身着想，而这一系列安排却恰恰变成了对刘义隆的君权的威胁和挟制。

三是，徐羡之在刘裕北伐之初的确说过“二千石本非所望”的话、在刘义隆继位后提出辞职；傅亮也写下了诸多谦退的文字等，姑且不说“听其言而观其行”、世间存在数不胜数的言行不一致的现象，单就人性而言，此一时彼一时，人有七情六欲，随着环境的改变，欲望、想法、个性等都会变化，决非因一时的片言只语就能断定二人素来谦退，无权位之心，废杀少帝和庐陵王就是出于公心。

因此，《宋书》传论中也称：“若以社稷为存亡，则义异于此。” 王夫之《读通鉴论》指斥道：“若夫身为顾命之大臣，以谋国自任，既无篡夺之势，抑无攀立之主，身极尊荣，君无猜忌，而背憎翕訿，晨揣夕谋，相与协比而行弥天之巨恶，此则不可以意测，不可以情求者矣。而徐羡之、傅亮、谢晦以之。营阳王狎群小而耽嬉游……范泰谏而羡之、亮、晦寂无一言……视枭獍之行如儿戏，视先君之子如孤豚，呜呼！至此极矣。”

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所说的那样：“羡之、亮、晦杀君，威震朝野，民且不知有天子”，对于宋文帝刘义隆而言，一帮大权在握、废杀过先帝的旧臣集团，无论如何都会让他坐卧不安的，再加上徐羡之等人并没有急流勇退、王华等新贵的一再诬陷，因此，要想重树皇权的绝对权威，彻底消灭旧臣集团就成了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那么，接下来，刘义隆将如何实施这一计划呢？

年轻的宋文帝在处理此事上显示了高超的政治艺术。旧臣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三：一是核心徐羡之、傅亮，二人出身相似，一个是中才寒士，一个是布衣书生（王华语），又是政变的主谋；二是谢晦，谢晦身份非常特殊，他与徐羡之和傅亮出身不同，也曾为徐羡之一党猜忌，只是基于担心宋少帝和庐陵王的报复而与徐羡之、傅亮结合在一起，成为政变的积极参与者，并充当政变的主导力量（当时他任领军将军，政变军队正是将他的领军府作为大本营，政变所使用的军队大抵也是他的手下）；三是王弘和檀道济。王弘作为琅邪王氏的代表，虽然受到刘裕的尊崇，但并未将他列入顾命大臣之列，显示了刘裕对高门大族的猜忌之心；檀道济性格忠厚谨慎，虽然是一员武将，但并无多少政治野心，对朝中之事也并不想过多插手，王弘和檀道济二人均是被动地被拉入到政变集团中来的，在徐羡之等人看来，王氏为官的除了王弘之外，还有王昙首、王华、王琨、王惠、王球、王敬弘、王准之等人，不仅如此，王氏家族作为一等高门潜在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视，因此，琅邪王氏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而檀道济作为顾命大臣唯一的武将，他的向背也对政变的成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将二人拉入政变集团，二人背负弑君之命，就由不得他俩骑上虎背，中途而下，这当然是徐羡之等人的如意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