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问题是：刘义符为何与徐羡之等人有如此深的矛盾，以至于非得刀兵相见呢？史书对此讳莫如深，我们仅仅只能揣测一二，从史书中透露出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也许能够得出：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南史·宋宗室诸王武帝诸子传》记载：“初，少帝之居东宫，多狎群小，谢晦尝言于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万代。神器至重，不可使负荷非才。’帝曰：‘庐陵何如？’晦曰：‘臣请观焉。’晦造义真，义真盛欲与谈，晦不甚答，还曰：‘德轻于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在刘裕生前曾有废长立幼的打算，这个打算是刘裕自生，抑或是徐羡之等人运作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向精明的谢晦直接向刘裕建议要废黜储君，这的确不同寻常，仔细品味谢晦的话，他的语气是非常重的，直接说出刘义符的德才不堪作为人主，谢晦岂不知仅凭此话弄不好将遭杀身之祸？在他建议之前，应该是与徐羡之、傅亮等人达成了共识，而刘裕听到以后，也没有表示异议，似乎也反证了刘义符在东宫的时候的确是很荒唐的。谢晦的这些话，不可能不会传到刘义符的耳中，刘义符岂能不耿耿于怀？谢晦等人弄巧成拙，他们的运作因为刘裕的突然死亡而夭折，在刘裕死前，他们没有看到太子刘义符被废黜，而刘义符的顺利继位，又将谢晦等人置于一种异常危险的境地！一旦刘义符掌握大权，岂能善罢甘休？
要想探究徐羡之等人的心路历程，我们首先要还原出宋少帝刘义符的真实面目。《南史·宋本纪第一》的史论中称：“然武皇将涉知命，弱嗣方育，顾有慈顔，前无严训。少帝体易染之质，禀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从其志，嶮纵非学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颠沛，非不幸也。悲哉！”宋武帝老来得子，溺爱诸子，《建康实录》称“恣其志欲”，孩子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此，宋少帝刘义符小错不断，当是可信的。刘裕去世的第二年，他的继母萧太后也去世了，国家连遭大丧，而刘义符却“居丧无礼，好与左右狎，游戏无度”，这些指责大约也是可信的。《宋书·傅亮传》和《谢晦传》均称“少帝失德”，但是，从以后朝廷描述刘义符罪行的诏书中，我们看出，刘义符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贪玩而已，勉强说成是糊涂，但也说不上非常残暴，且当谢晦建议刘裕废黜太子刘义符的时候，刘义符的罪名仅仅是“多狎群小”，对于一个年少的太子，谢晦等人难道不能尽心辅佐、劝谏，反而甘愿冒“废长立幼”的常规、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无视刘宋刚刚建立轻动国本的危险，贸然劝说刘裕废掉现任太子，这就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那么，双方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根源又在哪里呢？我们遍翻史书，如坠云雾之中，全然没有头绪，勉强提出一点线索供大家思考：也许刘义符与辅政大臣们之间的矛盾肇始于刘裕北伐之时，当时，刘义符作为总留后，由刘穆之辅佐着镇守建康，谢晦、傅亮则跟随刘裕大军北伐，据《宋书·谢晦传》记载：“刘穆之遣使陈事，晦往往措异同，穆之怒曰：‘公复有还时否？’”刘穆之与谢晦之间关系非常恶劣，而刘穆之身边的刘义符是否会受到刘穆之的影响，进而对谢晦有很深的偏见呢？另据《宋书·刘穆之传》记载：刘穆之死后，刘裕“以司马徐羡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常决穆之者，并悉北谘。穆之前军府文武二万人，以三千配羡之建威府，余悉配世子中军府。”这当然体现了刘裕对徐羡之没有对刘穆之那般信任，其中是否也透露出世子刘义符与徐羡之之间并非亲密无间呢？大约有一点吧？
十四、废黜少帝（1）
《宋书·傅亮传》称：“少帝失德，内怀忧惧，作《感物赋》以寄意焉。”《宋书·谢晦传》谢晦在后来给宋文帝刘义隆的上表中也称，当时是“逮营阳（少帝被废后的称号）失德，自绝宗庙，朝野岌岌，忧及祸难”。心机甚深的徐羡之却没有表现出什么，但他的内心当与傅亮、谢晦二人一样，那么，他们为何要心怀忧惧，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大难临头呢？
盘点一下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担心宋少帝刘义符的报复。辅政大臣集团的主要人物与少帝早已矛盾重重，除了少帝登基前的固有矛盾以外，在少帝登基以后，皇权与相权之间固有的矛盾又让原本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一言以蔽之，是权力之争。
二是内忧外患，帝国遭遇建立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一代枭雄刘裕的陨落，让刚刚建立起来的刘宋政权陡然显得危机四伏，景平元年（公元423年）年初，也就是在北魏大举南伐的同时，刘宋国内出现了动荡：富阳县的孙氏一门发动叛乱，孙法亮号称冠军大将军，与孙道庆等攻陷富阳（浙江省富阳县），即用富阳令顾粲为令，加辅国将军；又派遣建威将军孙道仲、孙公喜、法杀攻陷了永兴（浙江省萧山县），接着直扑山阴（浙江省绍兴市）而来。晋恭帝司马德文的内弟褚淡之，此时是会稽太守，他命令部队西渡浦阳江（钱塘江支流）迎战，结果战败，后在柯亭（绍兴市西南40里）大破叛军，这才稳定了局势，不久，刘宋军队平定了这场叛乱，将数百家分别迁往彭城、寿阳、青州等地。外患方面，就是北魏拓跋嗣又趁机发兵南下，让刘宋帝国失去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国土，也令辅政大臣们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
三是刘宋根基不牢。刘裕出身低微，他依靠自己的能力，代晋自立，结束了东晋门阀士族把持朝权的历史，不论是从政治上抑或是经济上，刘裕都对门阀士族采取了诸多压制政策，对刘宋皇室侧目而视的门阀士族随时都有复辟晋室、重新夺回权力的可能；且刘宋政权仅仅建立数年，诸王年少，根基不牢，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
四是首席辅政大臣徐羡之的地位并不稳固。据《建康实录》记载，景平元年四月，也就是檀道济率军解救青州的时候，御史中丞孙琳因事直接弹劾司空徐羡之，要求将其罢免，这当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结合朝廷征召蔡廓为吏部尚书，而蔡廓却耻于自己在文书上的签名排在徐羡之之后，拒绝上任，这都可以看出，高门士族从骨子里对出身寒门的徐羡之等人的轻视和不满。
五是辅政大臣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不同的阶层决定了不同的立场，徐羡之、傅亮、檀道济等出身相似，立场比较接近，步调也比较一致，而谢晦就比较特殊。谢晦出身高贵，当徐羡之等人贬谪谢灵运、颜延之的时候，谢晦就小心谨慎地表示出了一定的不满；他与徐羡之等的隔阂主要还是不同阶层之间天然的隔阂，这一点不仅徐羡之等人心知肚明，而且谢晦及其亲属也都了如指掌。还是在宋武帝刘裕永初二年的时候，谢晦的三哥、豫章太守谢瞻生病了，谢晦离开建康前去探望，谢瞻见到弟弟以后，第一句话不是感谢而是说：“你身为大臣，又身兼军职，你来到这里，肯定会有谣言。”果然就有人告发谢晦阴谋叛乱；少帝继位后，徐羡之的侄儿、丹阳尹徐佩之成为徐羡之集团的得力干将，他网罗了侍中王韶之、程道惠（后为江夏内史）、中书舍人（负责传达诏命）邢安泰、潘盛等人，我们说过，王韶之是王导堂弟王廙的曾孙，与王弘、王华等人为族兄弟关系，因他在撰写《晋史》的时候对王弘之父王珣、王华之父王廞颇有微词，所以才死心塌地地投靠了徐羡之集团。当时，谢晦久病不能接见客人，徐佩之等人就怀疑他图谋不轨，与王韶之、程道慧一同找到傅亮，称是徐羡之的意思，要求傅亮写下诛杀谢晦的诏书。傅亮回答：“我们三人同为顾命大臣，岂能自相残杀！如果你们执意如此，我现在就脱下朝服，换上便装离开朝廷。”此事虽说是徐佩之等人所为，但如此大事，肯定是得到徐羡之的许可的。这件事起码说明了几个问题：1、谢晦与徐羡之之间隔阂很深；2、当时的朝廷上下风声鹤唳，徐羡之的神经高度紧张；3、徐羡之就象一个表面沉默、内心焦灼的猛兽，残忍、阴毒。
原本出身低微的徐羡之等人就已经让门阀士族侧目而视了，如今，境外丧师失地，境内又矛盾重重，新生的帝国将何去何从？徐羡之等人的身家性命又将遭遇什么样的不测？历史让原本没有多大欲望的徐羡之、傅亮等人登上了权力的顶峰，然而，高处不胜寒，在这危机四伏的特殊时期，随时都有从云端跌下，摔得粉身碎骨的危险，每当想到这些，徐羡之等人能不惊出一身冷汗？
于是，一场废黜宋少帝的阴谋在徐羡之的脑海开始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