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四、遗世独立（2）
对于陶渊明辞官的原因，后人做出了种种猜测。
大致不外以下几点：一、陶渊明的个性使然。陶渊明的个性是复杂的，他既有崇尚自然、自由的一面，又有大济苍生的抱负，但总体上将，在陶渊明的性格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还是顺其自然的恬淡。二、仕途的无望。陶渊明入仕决非仅仅满足于做一名低级官吏，然而，陶氏家族自陶侃去世后，迅速衰落，在东晋政权被高门垄断的情况下，要想登上与其曾祖陶侃一样的高位，势比登天还难。但是，在东晋末年各种势力角逐的舞台上，如果投靠了合适的人物，登上高位也并非不可能，这类例子比比皆是，如桓玄任用卞范之、刘裕任用刘敬宣等等，都是如此。陶渊明在桓玄篡位的时候，守丧在家，而等到服丧期满以后，桓玄就已经失败了，他转投的新主刘裕与其并没有多少渊源，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屈居下僚，这与陶渊明的初衷大相径庭。三、可能存在贪渎行为。近来，有人对照陶渊明前后的诗文，提出了其在担任县令期间可能存在贪渎的可能。一是在司马道子父子执政期间，东晋官场纪律松弛，地方官员贪渎可能已经成风，这从刘裕掌权以后，“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的史料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些线索，而这次督邮下县监察工作，也极有可能是刘裕自上而下整顿吏治的措施之一。二是陶渊明个人所说的辞官理由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上说，自己辞官的原因是：第一“质性自然”，第二“寻程氏妹丧于武昌”，然而，陶渊明辞官以后，并没有去奔妹妹之丧，而且在他的《归去来兮辞》中却充满着如释重负的喜悦，并没有多少奔丧的悲戚之感。第三陶渊明任县令目的就是要筹备隐居的钱财（“以为三径之资”），而对比陶渊明任职前后的经济状况，在他任职以前家境可以说是十分贫苦的，“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即便是在元兴二年（公元403），陶渊明已出仕近十年后，他还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说“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瑟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然而，在他辞官回家以后，就有了“僮仆欢迎”、“有酒盈樽”、“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景象，另外，陶渊明前此在桓玄、刘裕等人的幕府多年，幕僚拜见长官的事情，时有发生，为什么偏偏见到督邮才“不为五斗米折腰”？因此，有人揣测，陶渊明之所以辞官也许还有逃避罪责的可能，聊备一说。
不论怎么说，陶渊明的辞官，让东晋官场上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彭泽县令，却为历史造就了一位真正的隐士、一位伟大的田园诗人。
陶渊明辞官后，过上了三年平静安适、“躬耕自资”的田园生活，他亲自下地，从事农业生产，（“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他的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在此期间，陶渊明创作了《杂诗十二首》、《归园田居五首》、《酬刘柴桑》、《读山海经》等等，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诗句：“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幼，良日登远游。”“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我亦爱我庐。”而五首《归园田居》几乎字字珠玑，一字一句均发自天然，直出胸臆，平淡中显奇绝，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那种味道的。
陶渊明的情感是丰富的，在劳作之余，他还崇尚自然，与邻居一起出游，写下了著名的山水诗《游斜川》。陶渊明爱菊，他在自己的房前屋后都种满了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不懂音乐，但却准备了一张没有琴弦的琴，每当朋友们聚会，总是抚琴唱和，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陶渊明终生喜爱喝酒，年纪大了以后，他将家务都交给儿子们打理，只是遇到有酒就喝，每喝必醉，亲友以酒相招，招之即去，去了便喝，喝醉以后就走。到元熙元年，王弘担任江州刺史，想拜见陶渊明，陶渊明说：“我本性不通人事，因疾病而退隐，并非是洁身自好，岂敢让王公大臣降尊纡贵拜访为荣！” 称病推辞不见。王弘听说陶渊明将去庐山，就派陶渊明的老朋友庞通之等人携带酒肉，在半路上邀请他喝酒，陶渊明见到酒，就与大家一起在野外的亭子里喝了起来，也忘记了自己的行程。这时候，王弘才出来与陶渊明相见，于是，大家高兴地喝了一天的酒，陶渊明没有鞋子，王弘命令左右给陶渊明做双鞋，左右请求度量陶渊明双脚的尺寸，陶渊明就在座中伸出脚让人家量。后来，王弘想要与陶渊明相见，总是在林间等候，也时常馈赠陶渊明家酒米。一年的九月九日，陶渊明坐在家门外的菊花丛中，正好王弘派人送来酒，他就在菊花丛中喝了起来，直到醉了才回家。颜含的曾孙颜延之与陶渊明交好，等到他做始安太守时，路经浔阳，天天去陶渊明家喝酒，临走的时候，留下两万钱，而陶渊明将钱全部留在酒家，当作酒资。
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陶渊明家遭遇火灾，房屋荡然无存，全家只好住到船上，七月，他写下《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后陶渊明家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年，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越到晚年，陶渊明越贫困，陶渊明晚年曾到了一度乞讨的境地，“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有会而作》）“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谐余意，遗赠岂虚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乞食》）这两首诗，字字血泪，为一餐饭，陶渊明甚至于感到今生今世无力报答，要来生相报，可见当时的他是多么的无奈和凄凉！
在陶渊明长达二十二年的隐居生活中，他亲自参加田间劳作，做一名真正的农夫，他为田间的收成而操心，“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鸡鸣。”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在隐居期间，他也曾感叹功名不就，他在《感士不遇赋序》中感叹道：“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也有对功名如烟的自我安慰，“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松柏被人伐，高坟互低昂。”“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拟古之四》）表现出自己愿意过“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平凡生活的意愿。
陶渊明被公认为汉魏两晋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现存诗歌125首，大致分为饮酒诗、田园诗、咏怀诗三大类。陶渊明的诗歌之所以令历代推崇，就在于这些诗歌完全发自他的真心，有感而发，还在于陶渊明本人十分真实，保持着难得的真我，正如苏东坡评价的那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在我看来，陶渊明的诗风继承了古时十九首那种看似平淡却隽永的风格，体现了作者本人极高的心境和驾驭语言的功力，这种浑然天成、毫无雕琢的质朴诗句，才最为耐人寻味，也才是诗歌的最高境界。除了诗歌以外，陶渊明还写下了我们熟知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脍炙人口的散文，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很多亮色。
刘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刘宋江州刺史檀道济前往探望贫病交加的陶渊明，并馈赠梁肉，陶渊明拒绝接受，“挥之而去”。九月，自知不起的他写下《自祭文》一篇和《挽歌诗》三首，回顾自己贫穷而又乐天知命的一生，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据朱熹《通鉴纲目》记载，在这一年的十一月，陶渊明去世了。
陶渊明为这个乱世带来了别样的人生，他是贫穷的，也是富足的；他是失落的，也是幸福的；经过艺术化的他的人格魅力，就象他的诗歌一样，穿越时空的阻隔，曾经、正在、必将永远感动和激励着每一个崇尚自由、心灵纯洁的人，也激励着我们每一个试图去做一个纯粹的、简单的、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