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二、燕主之死

当李旱还在前线的时候，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月，慕容盛又将中卫将军卫双赐死。

卫双与李旱以及前此被慕容盛诛杀的慕容豪、张真等人，均是慕容盛登基的功臣，唇亡齿寒，李旱在回师途中，得知卫双被杀的消息，内心十分害怕，他丢下军队逃命而去。逃到板陉（今地不详），走投无路的他又回到龙城自首。由于李旱仅仅是个宦官，因此，这次，慕容盛表现出难得的大度，下令恢复了李旱的爵位，他还对侍中孙勍说：“李旱总统三军，肩负讨伐重任，却无故弃军逃亡，依据军法，这是不能赦免的罪过。不过，先帝遭难之时，群臣纷纷背叛，骨肉之间忘记了亲情，近臣失去了忠节，而李旱一个宦官，却始终如一，既忠诚，又勤勉，所以，朕念及他的功劳，而赦免了他的大罪。”

慕容盛继位以后，每十天总要亲自审理案件一次，即使不使用刑罚，却往往能查明案件的事实，他还下令废除以金钱赎罪的规定，他说：“根据法律规定，王公大臣有罪，可以用金钱赎罪，这种办法不足于惩罚罪恶，对王室也并没有多少好处，毫无意义。从今以后，不再以金钱赎罪，要想赎罪，必须到战场上杀敌立功，才能赎罪。”慕容盛的这一改革，当然是适应客观需要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贵族的利益。

除了在刑事政策上采取一些改革之外，慕容盛还对中国古代一直尊崇的一些先贤，提出了质疑，他把矛头对准了受到历代称颂的周公和伊尹二人。提及二人，是因为慕容盛想到自己的伯祖慕容恪的功业，当时，他对群臣说：“周公辅佐成王，不能以自己的忠诚感动别人，而诛杀同胞兄弟以堵塞流言，却被后世颂扬，而我朝太宰慕容恪之时，世事艰难远远超过周公时代，他临朝辅政，能让群臣和睦，拓境千里，以礼仪和谦让约束皇室宗亲，以德行和刑罚治理百姓，使国家出现祥和发展的政治局面，这岂能是周公比得过的？可是，燕国的歌咏、书传却没有称颂、记载，这是不可以的。”于是，下令中书省制作《燕颂》，歌颂慕容恪的功劳。此时，慕容盛将死去三十余年的慕容恪抬出来，当然是有用心的：前燕慕容暐直系诸皇帝，与后燕慕容垂不是一系，抬出来并无多少用处；后燕建立十余年来，一直征伐不已，对百姓并无多少恩惠，尤其是自己的父亲慕容宝，更是惹得民怨沸腾，国家四分五裂；只有与前燕、后燕皇帝亲疏关系一般远近的慕容恪，才是宣传燕德的最合适人选，提醒乱世的人们燕国皇室曾经给予过大家恩德。

接着，慕容盛又在东堂召见中书令常忠、尚书阳璆、秘书监郎敷，他询问道：“从古到今，君子们都称赞周公是位忠诚的圣人，岂不荒谬！” 阳璆、常忠均称颂周公之美。慕容盛却说：“你们两个的话，太令我感到诧异了！朕只看到周公狡诈，却看不出他忠诚。周武王过去就曾经梦到过自己可以活到九十岁，他对父亲周文王说了此梦，周文王说：‘我能活一百岁，你能活九十岁，我给你三岁。’周文王九十七岁去世的时候，周武王的寿命就应当是确定无疑的了。可是，当周武王生病的时候，周公竟然代其去死，这不是狡诈又是什么呢！如果对天意有所疑惑，那就不是圣人。另外，周公摄政，却无法让人看出自己的忠诚，以至于兄弟之间大动干戈。周文王教化天下，是由近及远，因此，《诗经》上才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的说法，而周公却忘记了父亲的教诲，身处嫌疑之地，诛杀兄弟以泄私愤，这哪里有忠诚！这都是因为当时没有正直的史官秉笔直书，致使后世谬种流传罢了！”常忠接着说：“周成王后来打开金縢，迎接周公回来，这也说明周公并不狡诈。周公遭遇二叔的流言，能大义灭亲，安定国家，完成大业，这也不能说不是有大德的。”慕容盛反驳说：“卿不过是仅仅看到书本上的说法，而没有弄明白道理。周王室从后稷开始，就积累仁德，以至于成就了文王和武王的勋业，周文王、周武王上应天命，遂有天下，四海百姓都依靠他们的仁德。周武王虽然年幼，但却占卜国祚长久，并且还有吕、召、毛、毕四公作为师傅，即使没有周公摄政，王道也足以成就。周公无缘无故以安危为己任，专权临朝，不对成王行臣子之礼，管叔、蔡叔尽忠王室，以为周公代替周王之举，不是臣子应当做的事，因此，才说周公将要对年幼的周成王不利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周公应当表明自己的忠诚，他没有这样做，反而却擅自发兵进行诛杀！他自己的不臣之罪已经大白于天下，却给成王《鸱鸮》之诗，将罪过推给主上，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另外，周公举事，曾向吕公、召公通报，二人当然能够证明周公的忠心，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任凭成王满腹狐疑，这反过来也说明二公对周公也是怀疑的。后来，周公觉察到天命不在自己，这才将政权又还给了成王。仔细考察周公前后的所做所为，乃是天下的罪人，又有什么德行可言！周公归政以后，二公自始至终也没有提及一点他的本心，就是隐约地表明管叔、蔡叔是忠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