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六、孙恩之起

东晋朝廷暂时安定了下来。

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十一月，16岁的晋安帝司马德宗下诏任命弟弟、13岁的琅邪王司马德文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会稽王世子、17岁的司马元显为散骑常侍、中书令，又领中领军，持节、都督如故；任命65岁的领军将军王雅为尚书左仆射。王雅为人恭敬、谨慎、廉洁、奉公，因此，在孝武帝生前就深为礼遇，孝武帝每次设宴，必须等王雅到了，才开宴；孝武帝与张贵人在华林园游玩之时，朝臣中也只有王雅一人被允许跟随。不过，由于王雅门第并不很高，而且从不直言劝谏，因此，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佞幸之流。在王雅与王珣身上还曾发生过一件趣事：孝武帝时期，拜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太子太傅，拜太子左卫率王雅为太子少傅。当时王珣的儿子结婚，宾客云集，这时，大家听说王雅被加封为太子少傅以后，离席前往祝贺的就有一大半，史书上形容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无复廉耻”。本来，太子少傅一职大家都看好王珣，王珣本人也是踌躇满志，听说王雅却被任命为太子少傅，不禁怅然若失。众朝臣前往王雅家途中，天上却突然下起了大雨，有人建议带着雨伞前去，心中不是滋味的王珣却不同意，于是，大家被大雨淋得象落汤鸡一样，冒雨拜见。孝武帝去世以后，王雅没有被确定为顾命大臣，加之朝廷多事，王雅也是缄默不语，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后两年，到了隆安四年，67岁的王雅就去世了。

如今，东晋中央的实际控制区仅限于三吴部分地区，即太湖和钱塘江流域。江州荆州为桓玄、殷仲堪控制；京口以及京口对岸的长江以北地区，则为刘牢之和广陵相高雅之割据；就连近在咫尺的豫州司马尚之兄弟，也并不完全听命于司马道子父子。个中原因却在于司马尚之看不惯司马道子父子的一些作为：司马道子还是一贯地花天酒地，嗜酒如命，没有一天不喝醉的，借此打发忧愁和时间，大有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架势，而司马元显则年轻气盛，明察苛刻，尤其是在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四月，时年18岁的司马元显意识到朝臣们都不愿司马道子再执政了，他趁着自己的父亲昏醉不醒之时，暗示朝廷下诏解除时年36岁的父亲司马道子的司徒、扬州刺史一职，四月十日，朝廷下诏任命司马元显为扬州刺史。司马道子酒醒以后，听说自己被解职的消息，不禁大怒，但却又没有任何办法。从此之后，司马元显更是肆意妄为，他引庐江太守张法顺为智囊，在中央和扬州控制区内大肆安插亲信，朝廷众人均对其敬而畏之。司马元显自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愿马上就登上司徒高位，于是，他让晋安帝下诏任命司马德文为司徒，录尚书六条事。据万斯同的《东晋将相大臣年表》，到了这一年的四月，东晋中央的大员们分别是：司徒司马德文、卫将军王珣、录尚书事司马元显、尚书令王珣、尚书左仆射王雅、中书令司马元显、侍中桓石生、领军将军孔安国、护军将军桓修、扬州刺史司马元显、丹阳尹司马恢之。王珣时年50岁，王雅66岁，都是东晋官场中摸爬滚打多年的人；孔安国是孔愉的少子，比他的哥哥孔汪年少二十多岁，“以儒素称”；桓石生是桓豁的二十多个儿子中间的一个，长期担任司马道子的长史，这些人对司马元显的所作所为都不会提出异议。只有司马尚之敢于对司马元显提出意见，这固然与司马尚之四兄弟均手握兵权有关，不论是司马道子，还是司马元显都依靠司马尚之兄弟作为外援。司马元显的智囊张法顺与司马元显关系亲密，每次宴会，两人坐在一起，没有尊卑的区别，一次，司马尚之入朝，板着脸对司马元显说：“张法顺不过是个供人驱使的小人，有什么才能而突然被破格提拔。当今盛世，不应该出现这种事情。”司马元显无言可对，默不作声。司马尚之又说：“宗室人数虽多，但是敢于劝谏的却很少，何况下官与你血缘关系并不远，世代受到皇家的眷顾，怎能坐视你有过失而不进尽忠言呢？”说罢，呵令张法顺退下，宴会上的所有人都大惊失色，而司马尚之却谈笑自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司马元显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后来，司马元显曾命令豫州抽出两千人送到京师，司马尚之不同意，他说：“西府北接边荒，敌人来去无常，豫州的总兵力也才数千人，防守本来人数就不足，无从抽人。”司马元显更是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