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二、王恭被杀（1）
隆安二年，由于后燕段速骨之乱、慕容德自立、兰汗之乱以及慕容宝被杀，使得北魏拓跋珪得以从容立国。而远在江南的东晋朝廷同样经历着一场内讧，从而引发了帝国内部更大的灾难，沉重地打击了帝国本已脆弱的统治。
隆安元年四月中旬东晋朝廷上的那场政治危机，以司马道子接到王恭的檄文七日之后诛杀亲信王国宝而告终。在接下来的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中枢司马道子及其儿子司马元显与王恭、殷仲堪、桓玄之间都在紧张地布局，以便各自能够攫取到更大的利益。王恭第一次兵向建康之后，司马道子不仅诛杀了王国宝，而且还亲自给王恭写信，自我谴责，争得了王恭的谅解，与此同时，当王廞在三吴举兵的时候，司马道子还将王廞给自己的书信转交给了王恭，表达了与王恭实现和解的姿态，事变结束之后，司马道子还请求朝廷解除自己中外都督、录尚书的职务，以向地方大员们谢罪，朝廷下诏不同意。投桃报李，王恭在派遣刘牢之击灭了王廞之后，也上疏自贬，表示一定程度的自责，朝廷同样没有同意。
双方在王国宝被杀后不久，都作出了和解的姿态，东晋中枢司马道子与各个方镇之间维系着短暂的和平。然而，由于王恭与殷仲堪之任命，是孝武帝生前与司马道子主相争斗、制衡司马道子的产物，两人本来就不是司马道子的人，本不属同一个阵营，当孝武帝驾崩以后，王恭和殷仲堪失去了中枢来自皇帝的支持，司马道子总揽朝廷大权，中枢成为司马道子的天下，中枢与王恭、殷仲堪之间的矛盾立即凸显了出来，此前，司马道子为了维护和平的局面，也曾经在孝武帝驾崩不久，主动争取王恭的谅解，彼时，王国宝尚在，王恭本人又比较直爽、强硬，故此，司马道子的努力没有效果，据《世说新语·品藻》记载，过去，司马道子也曾品评过王恭，当时，他将王恭与王忱放在一起说：“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罗罗清疏。”然而，亭亭直上的王恭如今却一再给司马道子添堵，让其感到十分不安。
王国宝的被杀，是司马道子在王恭、殷仲堪外在压力下所作的无奈之举，随后而来的司马道子的谢罪，也极大地削弱了中枢的威信，虽然司马道子让局势暂时得到了控制，但是，司马道子的内心深处是不愿意的，而王国宝被杀之后，中枢与地方之间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改变，双方之间也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当年十六岁，史书称其有明帝之风，方镇咄咄逼人，让司马元显如芒刺在背，对王恭十分恼火，私下劝说父亲要做好应对工作。司马道子除了任命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将自己徐州刺史府的文武全部配给司马元显之外，还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一是重用谯王司马尚之兄弟。谯王司马尚之，是司马恬的长子；司马恬于太元十五年去世，在其生前，即作为皇室的代表，被孝武帝任命为兖州青州刺史，领镇北将军，镇守京口，司马恬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司马尚之、次子司马恢之、三子司马允之、少子司马休之。司马道子以司马尚之兄弟有才能，将他们作为心腹，巩固自己的势力。二是削弱瓦解对方的力量。过去，我们说过司马道子阻扰谢重加入王恭幕府即是一例。三是排挤亲王恭和殷仲堪的人物。殷仲文是一位才子，是殷仲堪的堂弟，殷顗的弟弟。起初，殷仲文被殷仲堪推荐给司马道子，做了他的骠骑将军参军，后为司马元显的征虏将军长史。开始的时候，司马道子对殷仲文十分赏识，后来，正是由于司马道子开始戒备殷仲堪，同时，殷仲文还是桓玄的姐夫，虽然殷仲文平素与桓玄并没有多少来往，但是，由于他同时有这两层关系，让司马道子父子对其深存戒心，将其贬为新安（浙江淳安县）太守。可以说，贬斥殷仲文一事，正是司马道子父子将王恭、殷仲堪势力从中枢排挤出去的措施之一。到隆安二年年初，谯王司马尚之对司马道子建议说：“方镇强盛，而宰相权力变小，应当秘密安排心腹出任地方大员，以屏护朝廷。”司马道子深以为然，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江州。江州对于建康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它是上游荆州与下游扬州之间的缓冲地带，此时的江州刺史王凝之虽然依附司马道子，但是，琅邪王氏与陈郡谢氏、桓氏家族错综复杂的关系，让司马道子感到不是十分放心，于是，他斟酌再三，决定加封王凝之为左将军，将其暂时调回了中央，而任命王国宝的二哥王愉为江州刺史，同时，任命其兄王恺为吴郡内史，不久，又征召王恺为丹阳尹。
为了加强江州对付上游的力量，司马道子在任命王愉为江州刺史的同时，还让其都督豫州四郡，加军号为辅国将军，假节。在司马道子看来，如今，对于东晋朝廷构成威胁的尚不是纷乱中的北中国各个势力，而是东晋内部各个独立王国，长期以来，东晋朝廷一直存在着荆扬之争，当时的中央政府就是依靠兖州、徐州、豫州，甚至是江州，以对付上游的荆州，当荆州势力控制了江州，进而又控制豫州和兖徐兵力的时候，改朝换代的危机就会发生，桓温当年就是一个例子。而此时的情况较以往而言，对于东晋朝廷更为不利：此时，一直作为中枢依靠力量的北府，也已与上游的荆州势力合流，中枢的司马道子处于上下游夹击的不利态势。因此，司马道子亟需的任务是：稳定三吴地区，以对付王恭；充实江州力量，以阻断荆州，这就是司马道子割豫州四郡归王愉都督的原因。然而，让司马道子始料不及的是，司马道子的这一举措，立即引起了豫州刺史庾楷的不满。孝武帝太元十三年，豫州刺史桓石虔去世后，孝武帝起用被桓氏家族打击的庾楷之兄庾准，作为京畿重地豫州的刺史，其背景明显有防备荆州桓石民之意。从那时开始，到如今庾氏已经在豫州盘踞了十一年之久，长期以来，豫州庾氏一直依附司马道子，太元二十一年，王恭入京之时，正是由于庾楷也率领豫州之军入卫京师，才让王恭打消了兴师问罪的打算；隆安元年，当王恭的檄文传来以后，庾楷又打算率军入卫京师，只是由于司马道子迅速杀死了王国宝、平息了事态，庾楷这才作罢。庾楷与王国宝私交甚好，司马道子诛杀王国宝，已经让庾楷十分寒心，此时，又将自己的豫州四郡割给王愉，更让他勃然大怒。他上书称，江州不是险塞之地，而西府（东晋称豫州为西府）则北接胡人，不应让王愉分督。但是，司马道子没有同意。
庾楷当然知道司马道子的真实目的，但是，对于军阀而言，各自拥有的地盘和军队多少，就意味着自己的权力大小，挖走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比夺走什么都让自己心痛。于是，庾楷很快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立即投向了王恭的怀抱。他派遣儿子庾鸿，前往说服王恭，称：“谯王司马尚之兄弟掌握朝廷大权，气焰超过了昔日的王国宝，想要借助朝廷的威望，来逐步削弱方镇，考虑到过去的教训，朝廷时局变得变幻莫测，趁着朝廷的安排尚未成熟，应该早早将其除掉。”王恭历来就忌惮司马尚之兄弟，听了庾楷站到了自己一边，不禁大喜，点头同意，并给殷仲堪和桓玄写信，约定再次兴师问罪。殷仲堪和桓玄均表示同意，两人推举王恭为盟主，约定日期，一起举兵进京。
如今的桓玄，还仅仅是一个南郡公，并不是朝廷命官，但是，桓氏在荆州多年，实力庞大，尤其是去年王恭讨伐王国宝之时，桓玄借助殷仲堪的荆州之军，在王恭罢兵之后，又与殷仲堪一起发布檄文，出兵东下，着实让司马道子吓出了一身冷汗。司马道子给两人写信进行劝阻，两人这才罢兵，很快的，桓玄就不失时机地请求司马道子，任命自己为广州刺史。其实，桓玄的本意当然不是要离开自己的根据地荆州，去遥遥的广州上任，之所以要这样请求，正是桓玄的高明之处，因为，桓玄早已猜透了司马道子的心思，他知道，桓氏在荆州的势力甚至比刺史殷仲堪还要大，“士庶惮之，过于州牧”。司马道子深恐自己留在荆州以及附近地区，与殷仲堪合势，所以，要求荆州、雍州之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作为白身的桓玄，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进身之阶，也就是刺史的名位，一旦得到了这个名位之后，再做调整就容易了许多。广州刺史远在岭南，离开了桓氏久居的荆州之地，这是司马道子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司马道子果然上当，在接到桓玄的请求之后，东晋朝廷即任命其为都督交州广州、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可是，当桓玄接到朝廷的任命之后，却迟迟不去上任，因为，桓玄压根就没有远去广州的意思，他的真实目的是取代襄阳的雍州刺史郗恢，做荆州上游的雍州刺史！
荆州位于扬州的上游，而雍州又在荆州的上游，并且，由于中原乱离之后，北方人士南下，高门大族大多去了江东，中级士族则到了荆州，而中下层群众则客居在襄阳附近，这些来自北方的中下层家族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因此，当时就有江陵人惧怕襄阳人的说法，桓玄意欲掌握雍州，不仅是因为雍州接近荆州势力，便于自己控制荆州，而且也是看中了雍州特殊的人力资源。如今，桓玄的刺史名号已经到手，下一步就是等待如何得到雍州了。
而让桓玄惊喜的是，王恭的书信不失时机地就到了，对于桓玄而言，趁乱攫取更大利益的机会，也随之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