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兄弟阋墙（1）
这个人，就是陈郡的袁悦之。
袁悦之，又作袁悦，应属袁乔、袁耽、袁宏的同族，三袁游刃于桓氏、王氏、谢氏家族之间，而这个袁悦之就曾经是谢玄的参军，后因服丧而离职。袁悦之口才极好，等到服丧期满以后，身上只带了本《战国策》前往京师，他对别人说：“年少时候读《论语》、《老子》，又看《庄子》、《易经》，都是无病呻吟，有什么用处？天下最关紧的事情，就是读通《战国策》。”到京师以后，他进入司马道子幕府，成为了司马道子的亲信，经常劝说司马道子要专权，司马道子也对其非常欣赏，多采纳他的意见。
年轻的司马道子毛病很多，除了与他哥哥司马曜一样喜欢酗酒以外，他的权力欲很大，并且，对司马曜礼数不周，要么长时间不觐见司马曜，要么好不容易进宫一次，酒后失态，不顾及哥哥身为皇帝的体面，这让孝武帝内心十分不满。不过，造成这种局面，司马曜本人也难辞其咎。正如门阀制度就不见得不好一样，在封建社会里，君主专制也不见得就比士族门阀优越，这一切都要辩证地去认识，好坏的关键还是在人，遇到象谢安和桓冲这样适可而止、懂得妥协的门阀大臣，所形成的将相和的局面，就比遇到象司马曜这样的酒色皇帝所主导的专制要好得多。司马曜成年以后，尤其是在他牢牢控制了朝廷以后，开始与弟弟司马道子一起沉湎于酒色之中，两人经常以喝酒、高歌作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同时，司马曜又信仰佛教，穷侈极欲，所亲近的都是些尼姑和尚、保姆亲眷，身边的侍从小人争相谋取私利，请托贿赂，公开进行，形成了风气，升官、赏赐全没有了规矩，司法黑暗，社会没有了公道。同样年轻的宰辅司马道子，更是信任身边的小人，社会黑暗，而造成这一切的，司马曜当然是有责任的。太元十四年九月，陆纳接替死去的谢石担任尚书令，陆纳一向耿直，他对社会现状十分不满，但却又感到无能无力，只能望着宫门长叹道：“多好的一个家居，难道小孩子们要将它撞坏吗？！”左卫领营将军徐营的上书，更是说出了当时混乱的朝政，他说：“那些外朝和内廷的官吏、禁卫武官以及奴仆婢女，不知道父亲是谁而姓母姓的很多，这些人根本没有经过乡里的品评、推举，却都能被提拔担任郡守或者县令，或者在大内做官；和尚、尼姑、公子哥们的乳娘等辈，也都争相推荐自己的亲党为官，并收受贿赂。这些人当上官员以后，执政不公，伤害无辜，法令不明，致使抢劫、盗窃犯罪公然出现。过去，皇上也曾经下令广泛征求意见，但大家的意见上交以后，却没有一条被采用。臣下听说，佛祖是清虚的神祗，可是，如今的和尚尼姑们却凭借着那身衣服，连最基本的五戒都遵守不了，何况是更加精深的佛法呢？而那些受到蛊惑的人，争着去礼拜，可又去鱼肉百姓，仅以收到财物才为实惠，这也是不符合佛家所说的‘布施’之道的。”徐营的上书投递上去以后，同样如石沉大海，估计整日昏醉的司马曜本人根本就没有看到。
中书侍郎范宁，是范汪的儿子，范汪将女儿嫁给王坦之，生下了王国宝和王忱，范宁是二人的舅舅；同时，我们知道，范汪的舅家是新野庾氏，因此，范汪一直就是颍川庾氏的亲信。基于这个原因，范汪、范宁父子在桓温时代深受排挤。范宁此人崇尚儒教，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称，西晋的清谈家王弼、何晏的罪恶要超过桀纣，同时范宁在朝直言不讳，当时，孝武帝喜爱文学，对范宁很是敬重，他与另外一位大儒徐邈一起，多次进忠言，补正朝廷的缺漏。虽然范宁是王国宝的舅舅，但却十分讨厌王国宝阿谀奉承，曾劝说孝武帝废黜王国宝，王国宝听说以后，就让袁悦之托尼姑支妙给太子母亲陈淑媛写信，称赞王国宝忠诚严谨，应该得到信任；与此同时，袁悦之还挑拨王忱与王恭之间的关系，致使二人失和。我们知道，司马曜与司马道子关系出现裂痕，还有一个原因，就在于司马道子后来很少入宫朝觐司马曜，对此，王恭深以为忧，他对王忱说：“世俗对主相之间的关系，颇有异同，这可能源于骠骑将军很少朝觐的缘故。是否该选择时机诚恳地劝说一下？如果主相之间和睦相处，我等效力于圣明之世，还能有什么忧虑呢？”王忱也表示同意，然而，王忱担心自己的话分量不够。于是，王忱就找到为司马道子所亲近而又伶牙俐齿的袁悦之，想让袁悦之找机会劝说一下司马道子。谁知，这个袁悦之一直以来就想离间王恭与司马道子之间的关系，一次，趁着王恭与司马道子在一起的时候，袁悦之竟然当众厉声斥责王恭说：“大人为何凭空说出主相不和谐的话来，以至于要混淆朝野的视听？”一问之下，王恭怅然若失，无言以对，弄得十分尴尬。回去思量下来，王恭以为是王忱出卖了自己，而王忱确实对王恭问心无愧，但却无以自明。从此，二人这个死结再也无法解开。
王恭岂是等闲之辈？他作为皇后之兄，深为司马曜宠信，于是，王恭就将凡此种种都报告给了孝武帝司马曜，司马曜听后，不禁大怒，就随便找了个借口，将袁悦之诛杀于街市。可叹一向以深通纵横之术、又能言善辩的袁悦之，在纵横捭阖之后，却恰恰死于纵横之术之中！
无疑，诛杀司马道子宠臣袁悦之事件，让司马曜与弟弟司马道子之间的矛盾加深了，也让两个阵营中的其他人的矛盾呈现出激化的趋势，史称：“继而朋党同异之声，播于朝野矣”（见《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袁氏谱）。而《世说新语，忿狷》的“王大、王恭俱在何仆射坐”条，则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王大、王恭尝俱在何仆射坐，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讫将乖之际，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大逼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所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王大，即是王忱。这则故事说的正是在太元十四年七月，骠骑将军长史王忱接任荆州刺史、即将上任之时的事情。心存芥蒂的二人因为相互劝酒而大打出手，各以裙带相互缠绕，双方随从上千人也全部涌入何澄的家中，随时准备打架。作为东晋朝廷的重臣，竟然因为劝酒而亲自扭斗，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由于袁悦之被杀，也与王国宝有直接的关系，而王国宝的舅舅范宁也曾劝说过孝武帝废黜王国宝，因此，王国宝和司马道子一起给司马曜施加压力，要求将范宁贬到外地，范宁也主动请求去做豫章（江西省南昌市）太守。司马曜说：“豫章这个地方对太守不利，为何着急着以身去尝试死亡呢？”范宁从来就不相信巫术、占卜之类，坚持要去，临出发的时候，他还上书孝武帝，劝谏孝武帝为政要崇尚公平、宁静，指出当今虽然四境平安，但国家仓储却不足；劳役很多，百姓疲敝，致使百姓为了躲避差役，“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孝武帝召集群臣议论朝廷得失，范宁又上书说，对于流落到江南的百姓，应该根据现在的居住地进行土断，确定目前的户口，便于国家管理；合并现有的小郡县，对于不满一千户的，不能设置县，郡县的主官，要选择清正公平之人；州郡大员离职，常常将手下的兵员、资粮带走很多，送兵多的高达一千多户，少的也有几十户，因此，这种风俗应当予以禁止；礼经规定，十九岁死亡的，被称为夭亡，因为他还没有成年，如今，将十六岁作为成年的壮丁，让其履行成年人应当履行的劳役，是不适当的，应该以年满二十岁作为成年壮丁，十六岁到十九岁作为半壮丁对待，这样对于百姓就公平合理了。范宁的拳拳忠言，司马曜也大多都采纳了。
可以说，范宁被贬为豫章太守，是司马道子和王国宝在司马曜诛杀袁悦之以后的反击行动，也说明了司马曜、司马道子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由于这种主相矛盾的加深，致使在司马曜执政后期的东晋政局出现了十分诡秘难测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