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一、淝水之战（2）
从史料上看，苻融等人最先出发时的二十五万大军，并没有全部用于东线战场。
至少冠军将军慕容垂、平南将军慕容暐的鲜卑军队，后来是用于了襄阳方向，而将羌族的姚苌部队用到巴蜀之地，苻坚的这种安排是基于桓冲北伐不得不作出的部署，抑或是他早已内断于心的决策，我们不得而知。但种种迹象表明，效仿司马炎灭吴的故技，从巴蜀、荆州、淮南三路南下，当属于苻坚早已筹划好了的战略，而让羌族和鲜卑部队独挡一面，各自为战，以防横生枝节，搅乱主力战场上的战局，似乎也是苻坚有意的安排。
在我们看来，一向所向无敌的前秦军队也许真的会扫平江南。此时的江东政权在大的战略态势上，已经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王睿楼船下益州”的历史也许就要重新上演。不过，除却前秦朝臣指出的种种不利之外，前秦这次战略部署表面上看与晋灭吴大体相同，但仔细分析起来，两者之间却有着天壤之别。首先是中路的荆州态势。襄阳作为曹魏给予晋朝的遗产，一直未曾被东吴占领，公元269年，羊祜镇守襄阳，屯田积谷，“绥怀远近，深得江汉之心”。羊祜还设计让吴国撤去石城（湖北省钟祥市）守备，而随后，晋军却在石城附近建立了五座城池，“石城以西，尽为晋有”。从此，吴国将领前有孙秀叛逃，后有步阐之变，吴将夏详、邵凯、邓香率部投降，“自是前后降者不绝。”到咸宁五年（公元279年）灭吴之战发动之时，晋朝起码在襄阳地区已经为战争做足了准备，《晋书，羊祜传》称：（羊祜治理襄阳后期，荆州的粮食储备已经）“有十年之积。”因此，可以说通过羊祜的努力，襄阳不仅是对吴战争的最前线，而且，已经具备了自给自足的能力，并且晋军已经将触角延伸至夏口的长江北岸；而前秦在公元379年刚刚拿下襄阳及其以北地区，襄阳以南地区尚在东晋手中，襄阳周边地区的民心士气都与西晋灭吴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在打下襄阳以后，都贵曾试图进攻竟陵却遭到了惨败，并且，就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桓冲还对襄阳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前秦占领的襄阳无论从民心上或者战争储备上讲，均只是起到一个桥头堡的作用而已，无法起到战役出发地所应有的作用。再说西线。公元263年，曹魏灭掉蜀国，到晋国伐吴的公元279年，已经相距17年之久，并且，王濬担任益州刺史开始造船始于公元272年，至伐吴之时也已经准备了七年之久。而前秦自公元373年攻陷蜀地，距今也近十年，但前秦占领蜀地之后，统治并不牢固，第二年即爆发了张育、杨光的起义；公元379年当秦军进攻襄阳、魏兴之时，东晋还曾派遣毛穆之率军西上，蜀人李乌（一作“李焉”）起义，晋军一直打到巴西（四川省阆中县）；也就是在本年，东晋杨亮再次西征，又一次深入益州腹地，进攻涪城（四川省三台县）。同样的，苻坚任命谏议大夫裴元略为巴西、梓潼太守，距伐晋仅仅一年整，与王濬造船七年更是无法等同；苻坚以姚苌为龙骧将军，不过是虚应王濬龙骧将军的称号，而裴元略的战船造不出来，水师浩浩荡荡顺流而下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再说东线，晋灭吴前夕，江淮方向，早已跨据淮河两岸，在孙权时期，东吴就曾多次与魏军争夺合肥，吴国也早就丧失了淮河防线，双方的边界大体维持在淮河与长江之间靠近长江地带，公元243年，邓艾就曾建议在淮河南岸屯田三万人，在淮河北岸屯田二万人，且耕且守，到灭吴之时，晋国已经在淮河两岸屯田了三十五年之久，可以说晋军在淮河两岸是足食足兵。再加之吴主孙皓残暴不仁，众叛亲离，连吴国丞相张悌都说：“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与此相反，东晋虽然在数年前失去了淮北，但放弃淮北，却大致可以视为是东晋一次主动的战略收缩，放弃淮北以后，东晋固守淮河，并在公元379年，由谢玄率领北府兵大败前秦十余万军队，取得了君川大捷，将秦军赶出了淮河以南。因此，可以说，晋灭吴之战打响之时，东吴的江淮防线只有长江防线了，并且当晋军从淮河南岸各个据点南下的时候，吴军在长江以北已经无险可守，如果不主动北上迎击，晋军很快就可以饮马长江，与东吴平分长江之险，这也是东吴张悌不得不做出一次几近自杀式出击的苦衷，而如今的秦晋情势还没有走到那步田地，秦军进攻晋国的战争，与其说是一场灭国之战，倒不如说是一场争夺战略要地的局部战争。那么，苻坚何以会有必胜的信心呢？大约在他看来，灭掉东晋可一战而定，这可以从他灭燕时的潞川之战、陷蜀前的青川之战、灭凉时的洪池之战、灭代时的石子岭之战中得出结论，即使会有些许的波折，东晋朝廷面对百万大军，它最终的结局仍然会是灭亡。
那么，面对咄咄逼人的前秦大军，居于庙堂之上的谢安又做了些什么样的战争准备了呢？对此，后人意见分歧很大，有的说，谢安以静制动、胸有成竹，做好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也有的说，淝水之战的胜利完全是侥幸，谢安其实什么也没做，他与东晋其他清谈家们没有二致，只不过是他运气实在太好，才暴得了大名。平心而论，淝水之战的胜利偶然性的确很大，而由于淝水之战一场战役的惨败，竟导致了前秦政权的瓦解，更是出人意外。
不过，导致这些结果的出现又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谢安对于前线军事的部署，可以明确地说一点也没有，这个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如果说他没有做一点准备工作，也有失公允。就在苻坚大举入侵前不久，谢安以大局为重收回了江州刺史的成命，有效地避免了将相之间的冲突；紧接着，在秦军兵临寿阳之时，即太元八年的九月，（此据《晋书，孝武帝本纪》，《资治通鉴》系于八月）东晋朝廷任命司徒、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录尚书六条事。那么，对此我们又将做一个什么样的解读呢？截止淝水之战前夕，孝武帝司马曜已经22岁，随着孝武帝司马曜年龄的逐渐增长，司马曜对于东晋长期以来由门阀士族控制朝廷的局面十分不满，而陈郡谢氏当权以后，谢安的相权逐渐与司马曜的皇权产生了冲突。除此之外，谢氏的一支独秀也引起了东晋门阀旧族的反对，以琅邪王氏和太原王氏为例。琅邪王氏与桓氏、谢氏和皇室之间均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王家的翘楚、王导之孙王珣，他与桓冲之妻之间是堂兄妹关系，而且王珣曾长期在桓温幕府中工作，深得桓温的倚重，被称为桓温府上的“一府之望”，（见《世说新语，雅量》）与桓氏家族有很深的交情；而我们知道王珣、王珉兄弟又都与谢氏通婚，王珣是谢万的女婿，王珉是谢安的女婿，同时，琅邪王氏的王献之又娶了司马曜的姐姐。但是，由于王珣兄弟侧身朝廷之中，却对桓氏家族十分感恩，终于引起了谢安的猜嫌，并最终导致谢安强行让自己的女儿与王珉离婚，并迫使侄女与王珣离婚，致使两个大族结成了深仇。太原王氏两支，一支司马曜岳父王蕴，不予世事，自不待言；而另外一支王坦之之子王国宝，也是谢安的女婿，但谢安一直以来压制王坦之家族势力，以王国宝“倾侧”为由，抑而不用，只是让王国宝做一个尚书郎，王国宝认为中兴以来，膏腴之族子弟如果做郎的话，只做吏部郎，而其他郎都是给予二等士族的，因此坚决推辞，并对谢安十分不满。王国宝的堂妹就是司马曜的弟弟司马道子的妻子，所以，王国宝开始向司马道子说谢安的坏话，此时，司马曜、司马道子兄弟之间尚未产生矛盾，因此，王国宝的谗言不可能不通过司马道子之口传入司马曜的耳中，加深司马曜的疑虑。谢氏的兴盛同样也引起了其他士族的不满，据《世说新语·方正》记载“韩康伯病，拄杖前庭消遥。见诸谢皆富贵，轰隐交路，叹曰：‘此复何异王莽时？’”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推定韩康伯之叹就发生在盱胎、君川大捷之后，三谢受封之时。彼时，谢安被封为卫将军、仪同三司，建昌县公、谢石封兴平县伯、谢玄封东兴县侯，韩康伯的叹息十分耐人寻味，虽然发生在淝水之战以后，但也似乎透露出谢氏在淝水之战前夕有可能同样面临着“众口铄金”的局面。
所以，举荐年仅二十岁的司马道子与自己一起参录朝政，也正是谢安为了避免在大战之前出现内部杂音而采取的一项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