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一、南下襄阳（1）
太元二年（公元377年）正月，距离王猛去世仅仅一年多。
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秦王苻坚就顺利地灭掉了西凉的张天锡和代北的拓跋什翼犍，可谓神速。在前秦兵威之下，到这一年的春天，远在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新罗和遥远的西南边陲各族少数民族，都纷纷向长安派出使节，向秦国称臣纳贡。一连串的胜利，多多少少让秦王苻坚感到有些飘飘然，这都可以从苻坚表现出了的一些生活细节上看得出来。自从苻坚平定诸国之后，他的个人生活也渐渐奢侈起来，在正殿之上开始悬挂起了珠帘，宫殿车马、器物服饰之上也都镶嵌了各色的奇珍异宝，他还任命前赵原将作功曹熊邈为尚方丞，大修船舰、兵器，以金银装饰，做工极为精巧。尚书郎裴元略劝谏道：“臣下听说尧舜住着茅草屋，周天子住在低矮的宫室，而秦始皇穷奢极欲。希望陛下能够轻视金玉，重视粮食衣帛，时常关心贫民生活，奖励农业生产，扔掉无用的器具，以纯粹的道德来移风易俗，然后，统一天下，在泰山向上天报告成功，以远追上古的圣王，这是臣下的愿望。”苻坚听后大喜，让人撤去珠帘，并提拔裴元略为谏议大夫。虽然苻坚撤去了珠帘，并提拔了裴元略，但苻坚之所以大喜的原因似乎还不在于裴元略具体的劝谏内容，而在于他劝谏最后说的那些个满足苻坚虚荣心的话。我们知道那位宦官赵整，他曾经讽谏过苻坚与慕容垂小段夫人之间的关系，赵整讽谏过后，虽然苻坚当时也让段氏下了辇，但两人的关系依然故我。据《高僧传》的记载，赵整后来又作歌讽谏：“昔闻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赵整唱到此处，苻坚不禁动容道：“这是说的朕吧。” 接着，赵整又歌道：“北园有一树，布叶垂重阴。外虽饶棘刺，内实有赤心。”苻坚笑道：“这莫非说的是赵文业么？”赵文业是赵整的字。赵整的这两首讽谏诗在《初学记》、《艺文类聚》、《乐府诗集》里均有记载。《十六国春秋》还记载，苻坚与群臣饮酒，让秘书监朱肜为酒正，令所有的人都要喝得大醉才行，于是，赵整又作《酒德歌》进行劝谏：“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识，仪狄先知。纣丧殷邦，桀倾夏国。由此言之，前危后则。”赵整后来被升为黄门侍郎、武威太守，前秦亡后出家为僧，称为道整和尚。
前秦王国的这些细微的变化，不仅引起了慕容绍的注意，而且让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农蠢蠢欲动，他偷偷对父亲说：“自从王猛死后，秦国的法制出现了松弛的现状，再加上秦王又开始奢侈，大祸即将到来，预言书上所云燕国必将复兴的话，肯定要应验。大王应该顺从天意，交结英雄豪杰，机不可失啊！”慕容垂老谋深算，他呵呵一笑，说道：“天下大事不是你所能预料的。”——他还在冷眼旁观。
不过，对于一直以来顺风顺水的苻坚来说，任何人的话都丝毫动摇不了他“混一六合”的决心，即使有王猛的临终告诫，也不能。《朱子语类》对于苻坚的心态有过这样的评价：“他是急欲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苻坚的前秦政权大力推行儒教，对待被征服的各族民众，也都采取了不滥杀的政策，并且，对于包括汉族在内的士大夫也都平等对待，同时，苻坚本人的汉化程度也比较高，这在十六国中是较为突出的。在苻坚本人看来，这是自己能够代表全中国的资本。然而，到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灭掉前燕只有7年有余，占据巴蜀也才4年多，灭掉西凉和代国则仅仅一年，前秦王国境内的各民族并没有真正地融合在汉文化之下，因此，对于苻坚而言，消灭东晋朝廷是一场中华内部的统一之战，或者说，是一种争夺王朝的正朔之战，这在苻坚的心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由于前秦王国当时客观的情况，却决定了这依然是一场民族入侵的战争，这一战争的性质，对于东晋朝廷和江南的人民来说，更是如此。
不过，前秦天王苻坚却没有过多地计较这些。如今，他以人数稀少的氐族在短短的数年之间建立起了幅员辽阔的王国，并且，从地势上取得了对东晋朝廷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迈开统一的步伐，在所难免。也许桓温伐秦给予苻坚的印象太深了，他不能不趁早消灭东晋，以免后患。然而，此时的苻坚自己尚没有全面进攻东晋的打算，促使秦军南下的一个直接原因，听起来却是那么玄妙。据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记载：“十三年（即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太史奏：‘有星见于外国之分，当有圣人之辅，中国得之者昌。’坚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释道安，并遣求之。”
正是这一看似无稽的原因，促使秦王苻坚下令进攻东晋。在太元三年二月，前秦王国在灭掉西凉和代国休整一年之后，正式拉开了进攻东晋的序幕——苻坚的第一步计划，就是集中兵力，一举拿下襄阳，夺占荆州北部地区，首先将东晋朝廷的进攻态势打掉。
我们知道，东南政权立国的模式都是“以扬州为根本，委荆州以阃外”，顾炎武也曾说过，东南的立国之本就是“厚荆襄”、“阻两淮”，失去荆州，江南无以独存。而襄阳位于南阳盆地的南部，又处于南北对抗中决定双方势力是进攻抑或是防守的重要节点：北方如果要南下，首当其冲的就是拿下襄阳；而南方要想出武关、入关中，或者北上直抵洛阳，首先也是要牢牢地控制襄阳。这些例子比比皆是，我们仅就东晋荆州刺史的治所变化即可窥见一斑。据《宋书，州郡志》的记载：“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阳，后治武昌，王廙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进襄阳，后还夏口，桓温治江陵，桓冲治上明，王忱还治江陵，此后遂治江陵。”江陵、武昌、襄阳作为荆州的三个支点，企图控制建康的王敦、陶侃、庾亮均将治所放在靠近下游的武昌；需要兼顾巴蜀和北方，又兼具进攻态势的王廙、桓温则移治江陵；主张进攻的庾翼则进驻襄阳；而如今势力不足以与前秦正面硬碰的桓冲，则退到了长江以南的上明。
据《晋书，桓冲传》记载：“（苻）坚遣其将苻融（苻丕之误）寇樊、邓，石越寇鲁阳，姚苌寇南乡，韦钟寇魏兴”云云，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东晋荆州北部的防御体系是以襄阳为中心，西至魏兴，西北为南乡，北为鲁阳、南阳、邓县（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形成了一个多层的防御体系，这一体系的重心是襄阳，前秦军队在大举进攻襄阳之前，应该已经拿下了南乡、鲁阳等东晋荆州防御体系的最外围据点。
在东晋荆州主力后撤的前提下，前秦军队势在必得。这一年的二月，苻坚命令征南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代理尚书令、长乐公、自己的庶长子苻丕，武卫将军苟苌，尚书慕容暐率领步骑七万作为主力，从长安出发发起了对襄阳的进攻。另外，苻坚还派遣四支部队配合苻丕主力作战，他们分别是：荆州刺史杨安率领樊城和邓州（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的部队为先锋，以征虏将军、屯骑校尉石越率领一万精锐骑兵从鲁阳关（河南省鲁阳县）南下，派遣京兆尹慕容垂、扬武将军姚苌率领五万部队从南乡（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南下，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率领四万精锐军队从武当（湖北省丹江口市境内）东进，五支部队人数在二十万人左右，一起抵达襄阳城下以后，即发起总攻。此时的南阳城尚在东晋的手中，而苻坚主力置南阳于不顾，采取跨点进攻的办法，应该是摸清了桓冲不敢北上救援襄阳的心态，也显示了其势在必得的决心。
四月，秦军主力部队抵达沔水（即汉江）北岸。此时，驻守襄阳的正是东晋使持节、监沔中诸军事、南中郎将、梁州刺史朱序。我们知道，朱序是桓氏旧将，字次伦，其父朱焘，曾为益州刺史，朱序也曾参与了讨灭司马勋的叛乱，堪称将门之子。但是，这次朱序却以为秦军没有船只，无法渡过汉江，因此，毫不担心，也没有严加防备。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前秦征虏将军、屯骑校尉石越却将自己率领的一万精锐骑兵分出一半，他亲自率领五千壮士牵马浮渡，过了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