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应对策略
如今，前秦王国已经统一了北中国，占据了巴蜀，南下江南只是时间问题，历史似乎又要重演百年前西晋统一中国的那一幕。
这不论是对于刚刚成年的孝武帝司马曜，抑或是宰相谢安、车骑将军桓冲，都是一场非常严峻的考验。在经历了皇室最低点之后，作为东晋皇室也好，宰相谢安也罢，都要试图进一步巩固中央的皇权，惟其如此，才能应对即将到来的那场生死之战。
孝武帝司马曜虽然年纪不大，但却性格鲜明。《世说新语，言语》记载：“简文崩，孝武年十余岁，里，至暝不临。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当时的朝局诡秘难测，司马曜哪有心思去哭？同书还记载：“晋孝武年十三、四，时冬天，昼日不着复衣，但着单练衫五六重；夜则累茵褥。谢公谏曰：‘圣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过热，恐非摄养之术 。’帝曰 ：‘昼动夜静 。’谢公出，叹曰：‘上理不减先帝。’”在孝武帝继位之后，摆在司马曜和谢安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要统一思想，重新拾起晋朝以孝治天下的理念。谢安本人出入于玄学和儒家之间，在山言玄，在朝言儒，尤其是在国家大敌当前而内部意识形态混乱之时，更是需要统一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于是，在谢安等人具体安排下，在司马曜结婚一个月之后，即宁康三年（公元375年）的九月，孝武帝司马曜就主持讲解了《孝经》。《晋书》卷八三《车胤传》记其事曰：“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阳尹王混摘句。”司马曜讲解《孝经》一事，可谓是当时的一件盛事，也是东晋朝廷意识形态转变的风向标，它预示着东晋朝廷整肃朝纲、巩固皇权、统一政令的决心。参加孝武帝经筵的谢安自不待言，尚书陆纳，是陆玩之子，陆晔之侄，为江东望族；侍中卞耽，为前尚书令卞壶之子；黄门侍郎谢石为谢安弟弟；吏部郎袁宏，东晋大名士、文学家；中书侍郎车胤，“囊萤夜读”的主人公，出身寒素而博学多才；丹阳尹王混，为琅邪王导之孙，王导次子王恬之子，过继给王导长子王悦为子，《晋书，王导传》记作“王琨”。王混是桓冲的内兄，《世说新语，排调》记载：“桓豹奴是王丹阳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讳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时似耳！恒似是形，时似是神。’桓逾不说。” 桓豹奴是桓冲的长子桓嗣的小名，不知是什么原因，桓嗣十分忌讳与自己的舅舅王混长得相仿这件事，王混的儿子王嘏，后来娶了简文帝的女儿鄱阳公主为妻，这位鄱阳公主就是孝武帝司马曜的亲姐妹，自此，我们知道了简文帝三个女儿的归宿：徐贵人的新安公主嫁给了王献之；李陵容的女儿鄱阳公主嫁给了王嘏；武昌公主嫁给了桓冲的儿子桓修。
这次讲筵是经过充分准备的。《世说新语·言语》记载，“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说的是，在孝武帝讲经之前，谢安带着众人先私下做好功课，也说明了谢安兄弟对于这次讲经是非常重视的。除了这次讲经之外，据《晋书，儒林传附徐邈传》记载，谢安于此年推荐四十四岁的儒生徐邈为中书舍人，在皇宫随侍皇帝左右，“虽口不传章句，然开释文义，标明指趣，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之……前后十年，每被顾问，辄有献替，多所匡益，甚见宠待。”
除了倡导儒教以外，在孝武帝太元初年，东晋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太元元年九月八日，朝廷下令，废除按照田亩收税的制度，改用以人口为单位的征税制度，自王公以下每人每年缴纳三斛米，不再另派差役。不久，谢安请求寻找东晋初年的佐命功臣之后，予以加官进爵，到太元二年正月，正式“继绝世，绍功臣”。谢安主持朝政，务存宽简，《世说新语，政事》记载：“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说的是，在谢安执政的时候，逃避差役的士兵和仆役，大多流窜到南塘一带的船中躲藏。有人要求对这些船只进行搜查，谢安不同意，他说：“如果连这些人都容纳不了，怎么能称为京师呢？”当时的人们赞扬谢安，将他比作王导，而文雅则又胜王导一筹。在内部安定的基础上，谢安和桓冲采取了“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对敌策略。太元元年，当东晋得知前秦业已平定凉州之后，即于十月份，主动将淮河北岸的居民迁往淮南地区。《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畏秦也”，这只是说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东晋朝廷此举其实是衡量敌我实力的前提下，作出的正确决策。此时，东晋在淮河北岸地区尚有彭城、下邳等据点，按照敌我之间的力量，要想固守淮北城池，将十分困难。如果将敌我双方的决战战场放在淮北地区，不仅拉长晋军补给线，而且东晋军队舍弃擅长的水战，欲在平原上与敌争锋，胜算渺茫。这正如三国时期吕蒙曾指出的那样，彭城（即徐州）虽为四战之地，为兵家所必争，但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且地近许昌洛阳，对于南军十分不利。因此，淮北地区的据点可以暂不主动放弃，以迟滞敌人的进攻，而主力部队则依托淮河防线，将敌人引至淮南地区予以决战。在这种思路下，将淮北之民迁往淮南的直接目的就是，满足东晋军队兵员和东晋政府人力的需要。无独有偶，桓冲抵达江陵之后，就提出了将州治迁往长江以南的计划，他上书称：“兵者诡道，示之以弱，如今应该将重心转移到防守长江以南，对于长江以北地区则驻守少量部队。”如果敌人前来，江北城市坚壁不战，等敌人进攻江南，疲惫之时则前后夹击。于是，桓冲即将大本营转移到长江以南的上明（今湖北省松滋县境西北长江南岸），而命令冠军将军刘波率军驻守江陵，谘议参军杨亮（原梁州刺史）驻守江夏（湖北省云梦县）。桓冲的计划就是，以襄阳、竟陵、南阳等长江以北诸城为诱饵，在敌人将要发动的进攻中，利用上述据点不断迟滞、消耗敌人的实力，待敌人筋疲力尽之时，再出动主力部队进行反攻，而不急着与敌在长江以北决战。桓冲的这一思路也是在认真考量了敌我实力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判断，因为此时的东晋朝廷已经丧失了益州和梁州，荆州地区面临来自北面和西面两个方向的威胁，战略态势已经变得十分恶劣，东晋荆州地区的任务已经从过去的攻防兼备，转换到了单纯的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大荆州地区的战略重点就不在于偏重于进攻出发地的襄阳，而转移到了在防御战中能够兼顾两面压力的江陵一带，桓冲收缩战线的这一思路与下游谢安放弃淮北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然而，桓冲这种轻戍江北的策略，同样也将江淮战场的侧翼暴露给了敌人，会让下游承受更大的压力。
不过，对于谢安而言，他必须要保卫京师建康的安全，如果让敌人轻易地打到长江边上，那形势将非常不利，因此，必须在江淮之间与敌展开争夺，而要想在江淮之间与敌决战，则需要能征善战的军队，可是，陈郡谢氏自从失去豫州之后，最为缺乏的就是军队。因此，太元二年十月，谢玄被任命为兖州刺史、广陵相之后，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组建属于自己的军队。据《晋书，刘牢之传》的记载：“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由此可以看出，谢玄招募的标准就是“勇猛”，而且偏重于选择猛将。《晋书，刘牢之传》记载了北府早期的七员猛将：刘牢之、何谦、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洛、孙无终。这些将领有的是豫州谢氏旧部，如刘牢之，有的是原徐州部将，如何谦，其他的有可能就是流民帅，他们本身就有各自的部曲，再加上前一年从淮北迁移过来的大量北方流民，所以，谢玄的北府军队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当东晋上下紧锣密鼓地做好各项战备工作的时候，北方的前秦天王苻坚又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