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三、宁康年间（4）
王献之结婚帝室之后，官职从秘书丞上升为谢安的长史，立即接近了东晋中央的核心层。
不过，让谢安真正操心的还不是王献之的婚事，而是当今皇上司马曜的婚事。司马曜的婚事，难就难在选择谁家的女子作为皇后，当时，东晋皇室走访听取各个重臣的意见，作为皇室而言，这样做正是主弱臣强的无奈之举，于是，谢安放出话来说：“如果皇帝迎娶皇后，女子有父亲的，只有声望祖业如王蕴这样的才行。”王蕴是谁？何以谢安要选择王蕴之女呢？
对于王蕴，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字叔仁，哥哥就是王修，即《世说新语》上所说的王苟子，他们的父亲就是大名士王濛，两人的妹妹王穆之嫁给了晋成帝的大儿子晋哀帝。史书称，王濛晚节“克己励行，有风流美誉，虚己应物，恕而后行。”在这种家教的影响下，王蕴也是性格平和，他曾为吴兴太守，爱民如子，曾因擅自开仓放赈受到朝廷处分，而降为晋陵太守，如果选择王蕴这样的人作为未来的皇后之父，谢安感到放心。《太平御览》卷二四三引《晋中兴书》亦谓谢安之言曰：“王蕴地望，可与国婚。”而真正坚定谢安之心的，还有王蕴的儿子王恭。王恭，字孝伯，从小就有风流美誉，与同族的王坦之的小儿子王忱以及琅邪王家王导之孙王珣齐名。王恭长相俊美，《世说新语·企羡》记载:“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 当时的人们称赏他为“濯濯如春月柳”。不过，王恭本人倒是道出东晋名士们的真实底蕴，他曾经说过：“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恭曾经拜访谢安，一见之下就深得谢安的喜爱，谢安常说：“王恭人地可以为将来伯舅。”
不过，这仅仅是表面现象，而真实的决定因素则是谢安平衡、估量各个大族势力的结果。此时的谢安为何不选择立下大功、又是自己的儿女亲家的王坦之之女为皇后呢？
我们知道，王坦之与王蕴同属于太原王家渡江的两支，他们在门第上不分伯仲，而王坦之在简文帝和孝武帝初年，对东晋皇室的存续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是他撕毁了简文帝临终的诏书，阻止了桓温企图禅代的企图；他与谢安齐名，但更多的时候，是他敢于站在前头，维护岌岌可危的朝局，况且，如今的王坦之还是徐兖二州刺史，从地位上要远远高于王蕴，按理说，以王坦之之女为皇后，可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太原王家的这两支之间又有矛盾。史书记载，王恭本来和王忱关系极好，一次王恭跟着父亲从会稽回来，带了一个六尺的席子坐，王忱见到以后，以为王恭有多余的，就向王恭索要。王恭将席子给了王忱，自己就没有席子可坐，王忱听说后大吃一惊，王恭说：“我平生无长物。”可以说，王恭对于王忱是有求必应。但在此之前，王蕴就曾告诫儿子王恭，两人最终将会关系破裂，据《世说新语，识鉴》记载：“王恭随父在会稽，王大自都来拜墓，恭暂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喜善，遂十余日方还。父问恭：‘何故多日？’对曰：‘与阿大语，蝉连不得归。’因语之曰：‘恐阿大非尔之友，终乖爱好。’果如其言。”不过，这是后话。王蕴是因为什么作出这一判断的，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但谢安此时选择王蕴之女而拒绝王坦之之女作为皇后，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压王坦之家族——不过，王坦之家族虽然没有结婚帝室，但后来却与司马曜的弟弟司马道子联姻，司马道子的王妃就是王坦之的侄女、王国宝王忱兄弟们的从妹。其后，太原王家两支之间的恩怨，又与司马曜兄弟之间的矛盾交织起来，掀起了另外的波澜，这仍是后话，暂且不提。
在为司马曜选择皇后这一问题上，桓冲与谢安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晋书，孝武定王皇后传》上记载了桓冲的上书，称：“伏闻试守晋陵太守王蕴女，天性柔顺，四业允备。且盛德之胄，美善先积。”云云，桓冲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他以大局为重，不愿与谢安争执的结果。
于是，到宁康三年（公元375年）的八月，东晋朝廷正式给虚岁14岁的孝武帝司马曜迎娶王蕴之女、16岁的王法慧为皇后。然而，王法慧被立为皇后以后，却并非象谢安等人所说的那样“天性柔顺”，反而“嗜酒娇妒”，既有酒瘾，又十分娇气，还非常嫉妒。这让司马曜苦不堪言，不得不将其父王蕴召来反映皇后的情况，让王蕴严加管教。王法慧在与司马曜结婚五年后，于太元五年（公元380年）去世，享年21岁，没有给司马曜留下一男半女——不过，此时的谢安等人为司马曜择婚，本来就是为司马曜或者他们自己选择一场政治婚姻，原没有考虑司马曜的幸福。
就在司马曜结婚两个月前，即宁康三年的五月，王坦之去世了，临终之前，他分别给谢安和桓冲写信，还一直关心着国家大事，根本不提门户私事，王坦之谆谆告诫他们的大约是：只有将相和，才能抵御北方强盛的前秦。王坦之死时，年仅四十六岁，东晋朝野都十分痛惜。过去，王坦之曾经与一个叫竺法师的和尚关系很深，两人曾多次探讨阴阳之事，并约定先死之人要给活着的那位告诉是否存在阴间之事，过了几年，竺法师突然对王坦之说：“贫道已死，祸福之说都是真实的。”说完，就不见了，过了几年，王坦之也去世了。
王坦之死后，桓冲主动提出要让出扬州刺史的职位给谢安。让出扬州刺史，等于说桓氏家族彻底放弃朝中的影响力，退回到地方。桓氏家族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这不是一着好棋，没有不苦苦劝谏的，郗超也多次劝说，但是，桓冲主意已定，他坦然面对，统统拒绝。史书称：（桓冲）“忠言嘉谋，每尽心力。”于是，东晋朝廷任命桓冲为都督徐州、豫州、兖州、青州、扬州五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镇守京口；而以谢安兼扬州刺史，并加侍中，并且皇太后下诏命令以一百甲士带着兵器护卫谢安一起上殿。谢安对待琅邪王氏，尽可能采取了拉拢的策略，他一方面称赞王彪之有决断之能，但另一方面，对于自己决定了的事情，根本不允许王彪之插手，即使是王彪之表示反对，谢安仍然一意孤行，这一点从谢安推出褚蒜子等方面均能看出。久经宦海沉浮的王彪之不得不提出辞职，于是，朝廷将其转为护军将军、散骑常侍。当时，皇宫毁坏，谢安提出要修缮宫室，王彪之说：“中兴初年，皇上即位在平东将军府邸，条件十分简陋，但元帝和明帝也没有改变。与汉魏相比，是简陋了些，但还不至于太不像样，正处于中流，如今只用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增加修缮就可以了。强寇还未消灭，正是休兵养士之时，怎能大兴土木，给老百姓添麻烦呢！”谢安说：“宫室不壮丽，后代的人会说我们无能。”王彪之回答：“担当天下大事，应当做到保卫国家、安定百姓、政事公平合理，哪有以修造房屋来显示自己的能耐呢！”说得谢安哑口无言，因此，在王彪之在世的时候，谢安暂时打消了修筑皇宫的打算。这是《晋书，王彪之传》的说法，然而，《晋书，谢安传》又有另外一种版本。尚书令王彪之等人虽然反对，但是，谢安最终独自决断了下来，并且说，宫室建成之后，上应天象，由于谢安处置得当，民工们也没有什么怨言。对比两传，有以下两个区别：一是谢安、王彪之因修筑皇宫一事发生争议的时间。《谢安传》上明确称其为尚书令，而《王彪之传》则将此事置于王彪之辞去尚书令之后；二是谢安修筑宫室的时间，《谢安传》只说新宫是谢安独自主导下建成的，没有指明具体的时间，而《王彪之传》则明确说，谢安在王彪之去世前没有采取行动。王彪之是在太元二年去世的，终年73岁，考察《晋书，孝武帝本纪》明确记载，三年春二月乙巳日，开始修筑新宫，孝武帝搬到会稽王府邸居住，并且到同年七月的辛巳日，孝武帝搬回新宫居住。这说明，《王彪之传》所称是比较翔实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谢安对于琅邪王彪之更多还是尊重，但那种尊重仅仅是暂时的妥协，目的是不愿树立更多的对立面，而当王彪之去世后，谢安仍然不会放弃自己原有的计划；同样的，王彪之在看到谢安利用褚蒜子确立了自己在朝中的主导地位以后，也尽量避免与陈郡谢氏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以共同维护门阀士族之间的和谐。
在桓冲的大度退让和谢安的适可而止下，东晋朝廷在孝武帝初期维持了难得的“将相和”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