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一、宁康年间（2）
桓冲的作为，让谢安看出了他尚属于“制度内”的人物，于是，谢安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下一步的布局。
谢安要求崇德太后褚蒜子再次临朝称制，理由是，孝武帝司马曜年纪尚小，并且，国家刚刚死了大臣，局势不稳。我们知道，褚蒜子是晋明帝的二儿子晋康帝的遗孀，康帝驾崩之后，由于儿子穆帝年幼，褚蒜子曾经临朝称制十余年，不过，那是28年以前的事情了，等到晋哀帝事情，在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由于晋哀帝服药致病，不能理事，褚蒜子再次以婶母的资格临朝称制。而如今，孝武帝已经11岁，让褚蒜子再次临朝称制，多少有点勉强。因此，尚书仆射王彪之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的理由有二：一是，皇帝的年龄问题。他说，过去，皇帝在襁褓之中，母子一体，因此，皇太后才能临朝，而且，还不能裁决大事，要与朝廷重臣协商。如今的皇上已经过了十岁了，马上就要结婚、加冠礼了，太后临朝不合适。其二，因为简文帝是司马睿最小的儿子，是晋明帝的小弟弟，那么，孝武帝司马曜与明帝之子晋康帝之间，就是堂兄弟关系，从辈分上说，褚蒜子是司马曜的堂嫂，以堂嫂代替小叔子临朝，可以说是旷古未闻的事情。不过，谢安自有谢安的理由，谢安所说的这些个理由，史书上没有明说，但大约会有这些：关于皇帝的年龄问题，虽说司马曜已经11岁了，但毕竟还没到14岁，还无法亲政；而褚蒜子在辈分上虽说与司马曜平辈，但年龄差距很大，并且，有丰富的执政经验，而且，如今的皇帝还在守孝阶段，后宫亟需有一个支持者，但是，司马曜的亲生母亲出身下贱，不足以担当此重任。
这当然是面上的话了。明眼人谁都知道，谢安这一步棋的真实用意是，在安抚住外边的桓氏家族之后，要攫取朝廷里的实权。这是因为，谢安之所以力排众议，再次推出褚蒜子，那是因为，褚蒜子就是谢安堂姐、浔阳乡君谢氏的女儿，谢安的堂兄谢尚是褚蒜子的亲舅舅，而谢安就是褚蒜子的堂舅。我们知道，陈郡谢氏能够成为东晋时期的高门大族，肇始于晋康帝、晋穆帝时期，也正是因为褚蒜子的缘故。此时，谢安将自己的堂外甥女推出来做“代理皇帝”，其目的就是要让自己完全掌握平衡朝中各个政治势力关系的实权。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看到王坦之的态度，不过，王坦之的三儿子王国宝就是谢安的女婿，《晋书，王述附王国宝传》记载，“国宝少无士操，不修廉隅，妇父谢安恶其倾侧，每抑而不用。”由此看来，谢安是在真正掌握朝廷大权之后，才对王国宝“抑而不用”的。而此时，深谙官场角力之术的谢安，似乎以亲家之谊让王坦之保持了中立或者是支持的态度。因此，虽然王彪之的官位要比谢安等人高，但却说出了“诸公必欲行此，岂仆所能制，所惜者大体耳”这样无奈的话。由此可见，谢安的这一动议是得到了包括王坦之等人在内的很多人的支持的。于是，在安排了桓氏家族数日之后，崇德太后褚蒜子开始了她的第三次临朝摄政。那么，将褚蒜子推出，是否会引起桓氏家族的不满呢？从桓冲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桓冲不愿参与到朝中的政治斗争中，他选择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力图消除哥哥桓温在世时各个大族对桓氏的不满，另外，褚蒜子长期以来，也都是与桓温合作的，在废黜海西公一事上，可以说让桓温感激涕零，崇德太后这一尊崇的封号，正是桓温在事后为了表示感谢而给予褚蒜子的，因此，桓氏家族对此也没有过多地介意。
谢安的第二步棋又得手了。
接下来，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观察和酝酿，到了九月十二日，朝廷下诏提升尚书仆射王彪之为尚书令，提升谢安为尚书仆射，共同执掌朝政。与此同时，提升吴国内史刁彝为徐州、兖州二州刺史，镇守广陵。刁彝，是刁协的儿子，曾做过桓温的司马，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晋书，张骏传附张天锡传》中看出，桓温在姑熟时期曾让刁彝调侃张天锡派来的使者韩博。后来，刁彝被任命为吴国内史，海西公被废之后，桓温还下令让刁彝负责监视海西公的举动。刁彝的经历与桓温有很多相同之处，其父、前尚书令刁协在王敦之乱中死去，而桓温之父桓彝也是在此乱中被杀，两人的父亲后来也都被平反昭雪，同为烈士之子的桓温与刁彝二人，也都在后来手刃了杀父仇人。因此，刁彝与桓温亲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刁彝毕竟不是桓氏家族的人，而且桓温对于刁彝也并非完全信任，这从桓温让刁彝监视海西公以后，又特意派出了御史顾允巡视监察就可以看出。谢安让刁彝出任徐州、兖州刺史的原因在于：一是不过多地刺激桓氏家族。毕竟刁彝与桓氏家族有过密切的关系；二是刁彝家族在广陵、京口地区有着很大的势力，这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三是尽管刁彝与桓氏密切，但他又并非桓氏家族的人，作为一个将徐州、兖州地区逐渐拉出桓氏家族范围的过渡人物，刁彝是最合适的人选。这种过渡性角色，我们在东晋历史上曾经看到过不少，徐宁、王羲之等都曾如此被利用过。将徐州兖州刺史的位置空缺了一月有余，在这一个多月里，谢安的目的很明确，他是在揣摩桓氏家族的反应，仔细权衡这一步棋的利弊，如果在给予桓冲扬州刺史，而没有将桓温遗留下来的徐州兖州刺史留在桓氏家族，将引起极大的抵制的话，谢安是会将伸出去的手再次缩回来的——然而，他多虑了，桓冲选择了妥协。接着，谢安又将王坦之任命为中书令，并且兼任丹阳尹。丹阳郡的太守，叫做丹阳尹，丹阳郡的治所在京师建康，其下辖建康、江宁、丹杨、于湖、芜湖、永世、溧阳、江乘、句容、湖熟、秣陵。由于丹阳特殊的地位，一般来说，其人选都是扬州刺史的亲信，而扬州刺史则是中央的重臣。然而，此时的扬州牧却是桓冲，谢安当然不愿看到桓冲的人插手中央，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选任自己的人，毕竟桓冲就住在姑熟（即湖熟），于是，他让朝廷重臣、桓温的亲家王坦之兼任了丹阳尹，这样一来，桓冲也无话可说。而谢安将王坦之推出来做中书令，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让王坦之直接面对郗超。郗超自然是桓氏家族的心腹，此时的郗超正是中书侍郎，让王坦之做郗超的顶头上司，用心可谓良苦。我们还清楚地记得，数月之前，桓温在世之时，谢安和王坦之去拜见郗超，谢安还曾对王坦之说出：“难道不能为了性命多忍耐一会儿？！”朝中中书令空缺，郗超的中书侍郎当然全权处理了中书省的事务，谢安将王坦之安置在郗超之上，一方面是限制了郗超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是将王坦之置于“火炉之上”，让其直接面对桓氏家族，而自己则又一次躲在了幕后，说得中听一点，是用心良苦，说得难听一点，可谓用心险恶。
桓氏家族接受了谢安对于桓温死后权力格局的分配：地方上让出了扬州刺史治下的丹阳尹和徐州、兖州；朝廷上则同意了谢氏背景的崇德太后摄政，这等于说同意了谢氏家族在朝中的主导权。十分凑巧的是，在刁彝担任徐州、兖州刺史四个月之后，到了第二年（即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374年）的一月，这个过渡性的人物刁彝就因病去世了，东晋朝廷任命王坦之为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守广陵，至此，在桓温去世八个月之后，东晋中央终于将长期以来就属于中央势力的徐州、兖州又收了回来——但是，尚未纳入谢氏的囊中。
二四二、宁康年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