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咸安二年（公元372年）七月司马昱驾崩、孝武帝司马曜继位，一直到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二月，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桓温一直呆在姑熟，冷眼旁观着建康城内的一举一动。

他是真如他奏表上所说的那样“朽迈疾病，惧不支久”，在姑熟生病了么？当然不是。桓温曾经说过“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之类的豪言壮语，让我们记忆颇深，然而，我们考察他的行为，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却一直是非常小心谨慎。如今他权倾内外，不仅在名义上成为帝国的最高统帅，而且，在实际上也几乎掌握了东晋全部的军队，即使如此，他依然十分谨慎，不敢在建康久留。我们从《世说新语》的一则故事上，就能看出这一点：大约就是在此期间，有人问桓温王坦之与谢安之间的优劣。桓温开口想说，可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笑着说：“你喜欢传话，我就不告诉你。”在这种小事上桓温就显示出如此的谨慎小心，更何况其他？性格谨慎，当属于第一个原因；其次，形势使然。王坦之撕毁司马昱诏书，另外写就了让桓温按照诸葛亮、王导的故事辅政，一方面，司马昱死得突然，司马曜继位得迅速，桓温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此时，时过境迁，他再想废黜司马曜，已经与他废黜司马昱的意义相同；另一方面，诸葛亮、王导是忠臣的楷模，以此故事，对于桓温而言不仅仅是一种规格，而且，也是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又有谁天生就想遗臭万年，而不想流芳百世呢？第三，顾及自己的后事。咸安二年，桓温已经六十一岁，此时，他与王敦末年的心境大约是相同的，我们还记得王敦末年，根本不愿与晋明帝对抗，究其原因，还是要为自己的家族留一条后路。桓温也是如此，东晋朝廷数十年来都是大大小小的门阀士族之间合作的产物，其间不乏争斗，但总体上维系着一种动态的平衡，要想打破这种平衡，除了拥有军队之外，还要争取各大族的支持，失去了这种支持，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另外，连年来的北伐行动，尤其是桓温的枋头之败，不仅使桓温威望降低，更重要的是东晋下层民众已经苦不堪言，如果再得不到大族们的支持，后果不堪设想。

在姑熟的半年时间里，也许是桓温一生中又一次最为煎熬的日子，一方面蠢蠢欲动，心有不甘，另一方面却又左右为难，无从下手。咸安二年十月，东晋朝廷将简文帝安葬在高平陵，桓温依然没有参加安葬仪式。第二月，建康城内就发生了道教徒卢悚进攻皇宫的事件，这一事件以迎立被废的海西公为号召，矛头当然是针对桓温而来，这一事件不仅意味着道教徒开始向东晋政权渗透，而且与二十年以后的孙恩起义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也反映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表现了下层士族不满上层士族对权力的把持、利用社会矛盾夺取政权的愿望。

在这种情况下，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二月，桓温决定进京，对外宣称的是要拜谒先帝的陵墓。二月二十四日，司马曜下诏命令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前往新亭（江苏省江宁县南）迎接，桓温抵达之后，朝廷百官全部拜伏在道路两侧。当时，建康城内谣言四起，有人说桓温此举将先诛杀谢安、王坦之，然后登基称帝。《世说新语，雅量》对此有精彩的记载，“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说的是，桓温到后，大摆筵席，邀请朝廷众臣，当时朝臣中有名望的，都担心被杀，而王坦之更是惶恐不安，他问谢安说：“现在怎么办？”而谢安却神色不变，说道：“晋祚存亡，就在此行。”于是，二人一起前往，王坦之面露恐惧之色，满身是汗，手中的芴板都拿倒了，而谢安却一路走来，还用普通话吟咏着“浩浩洪流”的诗句。谢安坐定之后，对桓温说：“我听说过诸侯有道的话，将为国防守边关，明公用不着在墙壁后面安排士兵吧！”桓温笑着说：“这也是迫不得已啊！”就将预先埋伏的士兵撤去。这里是说的谢安的从容不迫。然而，其实，这里是有些疑问的：前不久还带头向桓温行跪拜大礼的谢安，何以有如此的转变？彼时桓温并没有杀谢氏家族的意思，谢安尚且如此，而此时，按照人们的风传，桓温已经有诛杀谢安的意图了，难道谢安真的不知道么？

“反常则为妖”，其实，疑点从司马昱驾崩之时就有了。我们仔细研读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会吃惊地发现，在此期间，谢安正充分利用着桓温和王坦之最大限度地攫取自己的利益：一，王坦之修改诏书，当是与陈郡谢氏达成一致的结果，但谢安却没有出面；二，在王坦之修改好诏书之后，却突然来了崇德太后命令桓温居摄的命令，问题就出在这里，那么，崇德太后这一讨好桓温的命令出自谁的主意呢？考虑到崇德太后不问政事，可以排除她本人的意见，再结合谢安就是崇德太后褚蒜子的从舅这一点来看，这份命令又极有可能是在谢安的授意下出台的。那么，在皇帝的遗诏已经下发，朝中重臣已经达成一致，并且，皇帝已经继位的情况下，崇德太后的这个命令很有可能会被拒绝执行的。谢安指使褚蒜子出台一纸不可能得到执行的命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向桓温示好，并将王坦之、王彪之等人当枪使，而使自己处于左右逢源的有利态势。这也许就是谢安在孝武帝司马曜继位之初，就敢于前往姑熟面见桓温，并且在半年之后桓温举行的宴会上“从容不迫”的真实原因。前有对桓温的恭敬叩拜，后有谢氏家族背景的褚蒜子令桓温居摄的安慰，桓温怎能诛杀一个自己一向十分欣赏、此时又非常照顾自己的“亲信”呢？在这种情况下，谢安怎能惊慌？！

桓温在建康一共呆了14天，在此期间，他主要做了两件事，其一是追究卢悚入宫的责任。以此为借口，当然可以诛杀朝臣，《世说新语》对此有过精彩的记载，“桓宣武与郗超议芟夷朝臣，条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谢安、王坦之入，掷疏示之，郗犹在帐内。谢都无言，王直掷还，云：‘多！’宣武取笔欲除，郗不觉窃从帐中与宣武言。谢含笑曰：‘郗生可谓入幕宾也。’”《晋书，郗超传》对此也有提及。这则故事，就发生在此时，桓温与郗超连夜确定了诛杀名单，第二天清晨，传谢安和王坦之，将名单扔给二人看，此时的王坦之恢复了正直的本色，（在他的性格里或多或少地继承了父亲王述王蓝田的那种真率）他看后直接又扔回去，只说了一个字：“多！”而圆滑的谢安却一声不吭。桓温接到名单，拿着笔就要进行修改，而郗超不自觉地从床帐中探出头来，附耳与桓温私语，谢安发现后，不禁笑道：“郗超可谓是入幕之宾啊！”这既是戏谑，又是嘲讽，还起到了缓和当时气氛的效果。于是，桓温以渎职之罪将陆玩之子、尚书陆始等多人打入了大牢，并将自己的弟弟、中领军桓秘也予以免职，史书称，因此而得罪的人很多，这说明虽然经过王坦之的努力，但桓温借此事处理的人仍然不少。不过，由于朝廷处理得体，桓温此次行动毕竟没有无限扩大化，也没有象不久前风传的那样诛杀谢安和王坦之，就此登基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