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三、孝武继位
据《晋书，桓温传》的记载，在晋元帝、晋明帝的时候，郭璞就晋朝的国祚曾经说过很多谶言，比如：“有人姓李，儿专征战。譬如车轴，脱在一面。”儿就是子，李去子，剩下了木，而车去轴，就是一个亘，合成“桓”字；郭璞还说过：“尔来，尔来，河内大县。”“尔来”的意思是“自尔已来”，也就是开始的意思，而桓温的字就是元子；温县就是“河内大县”。他还说：“赖子之薨，延我国祚。痛子之陨，皇运其暮。”前一句的“子”是指元子，说的是因为桓温的死，而让晋室得以延续；后一个“子”，是指司马道子，司马道子虽然乱了东晋，但其死也是东晋衰亡的缘由。
咸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司马昱感到身体不适，一日一夜向大司马桓温发出了四道诏书，请桓温入朝辅政，其中一道诏书称：“吾遂委笃，足下便入，冀得相见。便来，便来！”司马昱的急切之情可见一斑，然而，小心谨慎的桓温却不敢入京，推辞不来。桓温上书推谢安、王坦之辅佐嗣主，并且说自己已经老朽年迈，不堪托付后事。桓温推脱一方面是故作姿态，另一方面也是在试探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的态度，此时，司马昱有年仅11岁的皇子司马曜和9岁的司马道子，但两人均为立为太子，因此，桓温寄希望于简文帝去世之时，禅位于自己，即使不能这样，也能让自己按照周公那样，临朝居摄，代行皇帝职权。
而司马昱预见到了桓温有篡夺皇位的可能性，当然他又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因此，他留下遗诏称：“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他底线是，让桓温居摄，在嗣君年幼之时，代行皇帝职权。但是，他又在遗诏中说：“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也就是说，桓温所幻想的简文帝会禅位给他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至于桓温以后是否簒取皇位，那是他桓温的事情，司马昱决不做对不起祖宗的事。然而，由于司马昱的病情来势凶猛，从发病到去世，仅仅六天时间，在这关键的六天内，桓温的亲信没有一个在皇帝的身边，而此时在皇帝身边的只有陈郡谢氏的代表人物谢安、太原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坦之和琅邪王氏的代表王彪之等人。在这一关键时刻，几家门阀士族在内外军权均归桓氏家族的时候，却拒绝接受桓温禅代的意图，也拒绝接受皇帝让桓温居摄的妥协意见，这一方面是因为桓氏家族社会影响还比较低，另一方面是东晋各个豪门大族还想继续维持士族与皇室共治的局面，不愿看到桓氏打破这一平衡。
于是，当看到司马昱写给桓温的遗诏以后，侍中王坦之亲自拿着诏书，进入司马昱的房间，并当着病中司马昱的面将遗诏撕毁。司马昱说：“天下，是撞大运偶然得来的，卿何必如此不满意呢？”王坦之回答：“天下，是宣帝司马懿、元帝司马睿辛勤得来的天下，陛下怎能自作主张！（想扔给谁就给谁？）”于是，司马昱让王坦之将遗诏改为：“家事、国事，完全按照大司马桓温的意思办，就象是诸葛亮辅佐刘禅、王导辅佐成帝的先例。”遗诏写就之后，司马昱就去世了。
司马昱的遗诏上当然先有册立的皇太子的话，但是，由于群臣惧怕桓温，不敢举行册立太子，进而举行太子登基大典，群臣的意思是，司马昱死后，要观望一会儿，等待着桓温是否自取，如果桓温不就此夺取天下，那再扶太子司马曜继位，他们说：“应当等待大司马处分。”这时，尚书仆射、琅邪王彪之严肃地说：“天子驾崩，太子当立，哪里容得了大司马再提异议！如果先当面咨询他，必然反被他所责备！”于是，朝廷才决定下来，当天，奉太子司马曜即皇帝位，大赦。
也就是在司马昱驾崩、司马曜继位的同一天，崇德太后褚蒜子从后宫传出命令，以司马曜年幼，并且在服丧期间，下令让大司马桓温依照周公居摄故事，代行皇帝职权。崇德太后的懿旨传到外廷，王彪之说：“这是非同寻常的大事，大司马一定会坚决推辞。这样的话，不仅会耽误朝廷的公务，而且还将耽误先帝灵柩的安葬，因此，不敢接受这项命令，谨予退回。”于是，朝廷给桓温发去的是司马昱的遗诏，内容是请桓温按照诸葛亮、王导的规矩，辅佐新皇帝。
此时的桓温虽然权倾内外，但他对于强行夺取皇位，尚有顾忌，枋头大败造成他“望实俱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如果司马昱在临终之时自动禅让，当然是觊觎皇位的桓温最想看到的结果，它起码从法理上是正当的，由一个皇帝将皇位授予另一个血统之外的人，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将士大夫心目中的对立情绪降到最低。然而，这不过是桓温的一厢情愿，连输得什么都没有了的司马昱也不敢这样做，因为，将祖宗的基业在他的手里拱手让人，由此所承担的道义责任实在是太大了。那么，退而求其次，桓温对于如周公那样暂时行使皇帝职权，也是可以接受的，而司马昱和崇德太后的最初的意见，也是如此，对于桓温而言，在登基之前有一段缓冲阶段，不仅可以稳定人心，从容布局，而且还有躲闪腾挪的余地，至于在适当的时候让小皇帝“失去做皇帝的资格”，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司马昱最初之所以提出这个意见，大约还是惧怕桓温的势力，此时，东晋皇室成为整个东晋时期最孱弱的阶段，而也是权臣势力最强盛的时期，司马昱希望在东晋国祚不在自己手上失去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满足桓温的要求，以便保全自己的子孙。而崇德太后随后的命令，应该是朝中的亲桓温派所作的最后努力罢了。那么，第二种以周公居摄的办法与第三种以诸葛亮、王导辅政的办法，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区别不言自明。周公居摄，居摄者虽名义上为臣子，但却是临时皇帝，且这个临时皇帝的期限并不以小皇帝是否成年为限，而以小皇帝是否适合行使皇帝职权为准，然而，周公辅佐的是自己的亲侄子，如果此事成真的话，桓温辅佐的将是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司马曜；而以诸葛亮、王导辅政的办法，虽然两人独揽大权，但名分上尚是臣，而不是君。如果他们废黜君主，那就要背负乱臣贼子的恶名。
在关键时刻，东晋门阀大族担当起了维护皇权、维护门阀既得利益的重任。虽然陈郡谢氏对此是支持的，但根据史书记载，真正担纲的却是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的谢安却躲在了幕后。王坦之的父亲、前尚书令王述已经于海西公太和三年八月去世，在他生前就对桓氏十分看不起，经常以“大兵”称呼桓温，桓温想娶王坦之的女儿为儿媳，就遭到了王述的强烈反对，桓温只好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坦之的儿子，这我们过去就曾说过。而王坦之本人也与其他东晋士大夫志趣不同，史书称其“有风格”，尤其对于弥漫于整个东晋士大夫中间的那种放荡萎靡的风气，深恶痛绝，他曾经写下了一篇《废庄论》，提倡儒学，反对老庄哲学，由此可见，他是一位积极入世，希望有所作为，而且尊奉儒家规范的人，这一点，我们从《世说新语》中留下了多处王坦之看不起清谈家兼僧人的支遁的记载，也可以得到印证。而王彪之一直以来对于桓温都是排斥的，只是在桓温进京、京师一片恐怖气氛的情况下，他才暂时投靠了桓温，此时，他还是最终站了出来。而谢安的态度就模糊得多，首先谢安与王坦之的脾气性情不同，谢安既是清谈家，又喜欢妓乐，过去，王羲之就曾劝诫他说：“虚谈废务，浮文防要，恐非当今所宜。”而谢安却反驳说：“秦国任用商鞅，二世而灭亡，这岂能清谈造成的？”其实，秦国正是任用了商鞅才国富兵强，兼并了六国，而秦国灭亡原因却非常复杂，绝不是秦国很多年以前任用商鞅的结果。从谢安过去的生活状态，我们能够看出他是一个很懂得生活的人，也很会调适自己的生存状态，而这种人也就恰恰对自己的生命十分珍视，这无可厚非。由此，我们也好理解为什么当桓温废黜海西公的时候，谢安能够对桓温行叩拜大礼，说的好听一点是懂得韬光养晦，难听一点就是奴颜婢膝。这也是在关键时刻，谢安不想或者不敢挺身而出的原因，而是王坦之、王彪之阻止了桓温可能居摄的后果。
桓温对此结果十分不满，他怀疑是王坦之和谢安从中作梗，怀恨在心，给弟弟桓冲写信埋怨道：“遗诏仅仅是让我依照武侯、王公故事罢了，王、谢二人在朝中处理大事，总让人愤愤不平。”其间，桓温曾经看到谢安写的给简文帝所上谥号的奏表，看罢就将其扔到一边，说：“这是谢安的小杰作。”（“此安石碎金。”见《世说新语》）
司马曜继位之后，为了安抚桓温，谢安、王坦之等人以司马曜的名义，再次给桓温下诏说：“先帝遗诏说：‘对待大司马，就象对待我一样。’”给予桓温以崇高的礼遇；又下诏称：“内外一起事务全部按照大司马的意见办。”并派遣谢安亲自前往姑熟，征召桓温入朝辅政，加仪仗队的羽葆鼓吹，虎贲六十人，桓温推辞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