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桓温伐燕（5）
桓温在枋头与前燕军队多次交手，但却频频失利。
此时，他的大军粮草已尽，又听说前秦朝豫州中部派出了援军，企图切断自己的归路，如果再不撤退，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在他抵达枋头后的第八天，即下令全军缓慢撤退，在撤退之前，由于河水无法承载船只，只好将全部战舰统统烧毁、将多余的辎重、铠甲、兵器也都扔掉，从陆路南撤；又任命毛穆之为都督东燕（河南省延津县东北）等四郡诸军事，兼东燕太守。
桓温的大军从东燕（河南省延津县东北）出发，向仓垣（河南省开封市西北）缓慢撤退，艰难跋涉了七百多里，部队不敢喝河水，以免中毒，沿途打井取水。前燕诸将纷纷请求追击，吴王慕容垂却说：“不可。桓温撤退之初，肯定十分惶恐，一定会严加戒备，挑选精锐部队断后，我们现在发动攻击，不见得能够成功，不如再等一等。等到他走远之后，发现后面没有追兵，肯定会暗自庆幸，昼夜兼行，然后，我们等待他的部队跑得气力全无之时，再行攻击，没有打不败他的道理。”于是，仅仅派出八千骑兵远远地跟随着桓温大军的身后。果然，东晋军队开始昼夜兼行南撤。
这样又过了几天，慕容垂对众将说：“可以攻击了。”
于是，前燕军队快马加鞭，火速追击，在襄邑（河南省睢县）追上了桓温的大军。而原来在石门的范阳王慕容德此时也率领四千精锐骑兵先期抵达了襄邑，埋伏在襄邑东面的山涧之中，此时，发现桓温大军，慕容垂与慕容德两支骑兵开始发起了总攻。襄邑之战，是一场残酷的杀戮，此战桓温大败，东晋军队被斩杀的就有三万多人。
桓温狼狈继续南逃，但是，等到东晋的残兵败将逃至谯郡（安徽省亳州市）的时候，却又遭到前秦苟池所部的打击，又被斩杀了一万多人。原前燕兖州刺史孙元占据武阳（山东省莘县西南），抗拒燕军，前燕左卫将军孟高前去讨伐，将其生擒。
到太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桓温收集散兵游勇，驻屯在山阳（江苏省淮安县）。这次惨败，让桓温“望实俱损”，他辛苦经营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丧失殆尽。桓温将此战的责任归咎于袁真，说袁真没有及时开通石门，奏免袁真为平民，同时，又忌惮冠军将军邓遐骁勇，将其罢官，不久，邓遐就去世了。袁真不服朝廷的处分，他上书朝廷，控诉桓温的罪状，但朝廷置之不理。于是，忿怒的袁真以寿春反叛，向前秦和前燕分别派出使者，请求援军。桓温以毛穆之为淮南太守，防守历阳。
前燕皇帝慕容暐派大鸿胪温统拜袁真为使持节、都督淮南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宣城公，但是，温统没有渡过淮河，就去世了。
虽然桓温大败，但虚弱的东晋朝廷还是派出侍中罗含，带着牛和酒前往山阳犒劳，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海西公命令会稽王司马昱与桓温在涂中（安徽省全椒县）会面，此时的东晋朝廷担心的是，桓温会恼羞成怒，行废立大事，因此，海西公司马奕频频向桓温示好，这次会面的成果是，加封桓温的世子给事桓熙为征虏将军、豫州刺史、假节。紧接着，桓温的妻子南康公主去世，海西公又下诏赠予桓温治丧财物布千匹，钱百万，桓温推辞不受，同时，桓温还上书称儿子桓熙要服丧三年，并且，年少不堪担当大任，请求辞掉豫州刺史的职务，海西公下诏不许。
桓温在山阳屯驻不久，又继续南撤到更为安全的长江北岸广陵，他征调徐州、兖州百姓修筑广陵城（在今江苏省扬州市），当时，各种劳役很多，加上爆发了传染病，被征调的百姓死去将近一半，人人不满怨恨。秘书监孙盛写作《晋阳秋》，直书当代之事，桓温看到书中记载枋头战役之后，不禁大怒，他将孙盛的儿子叫来，威胁道：“枋头之战固然失利，但何至于象你家老爷子写的这样！如果这本史书流传下来，那可是关乎你家满门的大事！”桓温的恼火是有理由的，当年孙盛曾在桓温手下做从事中郎，因随从桓温讨伐姚襄，以功升为长沙太守，可是，孙盛因为家贫，到长沙任职以后，为政不清廉，后来被桓温派出从事调查，以囚车征回，征回之后，桓温因其名声很大而释放，但孙盛与桓温之间是有过节的。当时，孙盛已经年老退休，本情方正严厉，孩子们虽然有的也长出了白发，但孙盛对待他们却更加严厉，听了桓温的威胁，孙盛的儿子回到家，一起伏地叩头请求父亲为了家里一百多口性命，将史书加以删改。孙盛大怒，拒绝修改，于是，他的儿子们只好擅自删改了，孙盛写好《晋阳秋》之后，已经另外抄录了一份，寄给了燕主慕容暐，传到了燕国。等到后来，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时候，才从辽东人那里购得了那个本子，与东晋流传的本子不同，从此，两个版本同时流传。
虽然史书上记载，司马昱与桓温在涂中的会面是商讨进一步北伐的可能性，然而，实际上，桓温的北伐就此终结了。反思他三次北伐，其实并非原来想象的那样有多大的作用，更多的作用则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效果。究其失败的原因，大约有如下几点：一是，北伐的指导思想不正确。桓温的北伐更多地带有以此赢得地位和名声的色彩，而不是为了收复失地，驱除异族。这就决定了他伐秦不敢渡过灞水，伐姚襄后不愿驻守洛阳，伐燕未直抵邺城城下。二是，桓温本人能力问题。历史上有太多的人因为一言或者说善于宣扬自己而名垂青史，也有太多的人不善于渲染自己而一直不被后人重视，而桓温就属于前者，我们记住了他不少耐人寻味的话，然而，纵观他的数次军事行动，尤其是在伐燕之时的举动，的确不是一位一流的名将，智慧、勇敢、仁义、理智、信用，尚未达到一定的层次，特别是郗超的明智建议，他竟弃之不顾，并最终导致了惨败，可以说，对此主要是个人的悟性和能力使然。三是，东晋综合实力。虽然王羲之所云不无危言耸听的意思，但也说出了当时江南社会的些许实情，以偏安一隅之地与中原争锋，即使在前燕政治黑暗时期，也不具备绝对的优势，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将帅个人的能力也许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很显然，桓温不是慕容恪和慕容垂的对手。
四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在北方大乱之时，东晋桓温的荆州部队主要的打击对象是前秦，而徐州豫州部队的打击对象则是前燕，并且，相互之间缺乏协同，打击点十分分散，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果。五是，机会的把握问题。正如吕思勉先生说的那样，晋穆帝、晋哀帝和海西公时代，北方形势已经与咸和末年庾翼北伐时期大不相同了。那时候虽然石勒刚刚去世，但是，石虎依然居于全盛之势，而从永和五年（公元349年）石虎去世之后，到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在这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北方大乱：冉魏昙花一现，前秦粗定关中，前燕四处狼烟，而前秦与前燕的军事实力也实在是十分有限的。然而，在此期间，与之周旋的，仅仅是东晋的偏师，因此，如果说是敌国逐渐强大，倒不如说是东晋在喂养寇仇，而“养寇之责，则桓温实尸之。”假如我们结合以后桓温平定寿阳对郗超说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出，北伐也好，内战也罢，只要是能够让自己的威望提高、权势增大，在他的心中，其实是没有太多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