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桓温伐燕（1）

当我们读到魏晋历史的时候，总是感到魏晋时期的贵族豪强都极其奢侈，那么，他们的钱财都来自何方？当然，来自剥削百姓。汉代的租额为十五税一，或者三十税一，到了魏晋时期，十税五、六为正常，劳动人民的负担加重了许多，而对于大户荫户来说，则负担更重。东晋时期，战乱频仍，劳动力锐减，政府和大族更是千方百计加重剥削，抢夺人口，在江南，由于赋税劳役过重，致使编户纷纷逃往，这一点可以从王羲之等人的诸多议论中得到证实，为了制止这一现象，增加政府的收入，一方面，东晋政府也曾经降低田租，如在晋哀帝隆和元年正月，就曾下令将田租由原来的一亩三升减少为一亩收二升，另一方面，东晋政府进行了数次“土断”，即在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将流民按照目前所在地确定为本地的编户，与原有住户一样纳税、服役。第一次是发生在晋成帝咸和三年苏峻之乱，将全国的户口底册烧毁以后，这次土断可以从《陈书，高祖本纪》称，（陈霸先祖上）“咸和中土断，故为长城（江苏省长兴县）人。”中得到印证。第二次是发生在晋成帝咸康七年，即公元341年，东晋政府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活动；时隔20多年之后，在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54年）三月，晋哀帝下令再次大规模地进行一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不仅是土断侨民，而且还清查豪强贵族隐瞒的人口，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对于敢于隐瞒人户的严肃处理，由于这一年3月1日是庚戌日，因此也被称为庚戌制，或者叫庚戌土断。庚戌土断时，桓温虽然没有在京师建康，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土断是在他的主导下进行的。据《晋书，彭城穆王权传附司马玄传》的记载，正是在这次土断当中，彭城王司马玄违反了不得人户的规定，隐藏了五户人家，被桓温上书弹劾，打入大牢。由此也可以说明，桓温是主导了这次土断的。这次土断是继桓温在隆和元年（公元362年）要求迁都洛阳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行动，他的目的当然是为北伐做准备：增加兵员、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与上次一样，他得罪了上上下下的一大批人，这些人不只是高门大族，还包括普通百姓，经过土断，东晋朝廷的财政收入得到了改观，后来刘裕就曾说到“财阜国丰，实由于此。”但很多百姓的负担也是进一步加重了。

与东晋政权相同，新建立的前燕政权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前燕入主河北之后，虽然战争不断，但丝毫没有阻挡住鲜卑贵族迅速腐化，生活奢侈，这可以从前燕左光禄大夫乙逸父子们的对比看出来，当时，乙逸被慕容儁征召为左光禄大夫，夫妻二人去邺城是乘坐的独轮手推车，而到邺城后，迎接他的儿子乙璋衣着光鲜，数十随从骑马迎接。乙逸大怒，严厉责备儿子，经常担心儿子会因为骄奢失足，可是，儿子乙璋反而步步高升，乙逸叹息道：“我从小严于律己，遵守道德，才仅仅能够免罪。可我的这个儿子偏偏骄奢，却反而位居高位，这不是乙璋个人侥幸，实在是社会风气败坏了啊！”乙逸的话充分说明了前燕占据河北之后，鲜卑贵族迅速腐败的现状。为了保障奢侈生活，他们广占田庄，隐匿农户，致使国家的户口竟然少于贵族们隐藏的农户，财政也面临枯竭的窘境，国家的各项支出难以为继。在东晋兴宁二年庚戌土断四年以后，前燕政府也开始进行了一次户口清查活动。尚书左仆射、广信公悦绾对慕容暐建议说：“如今三方鼎足对峙，都有吞并对方之心。太宰在世的时候，为政崇尚宽和，国家有不少黑户，左传说：‘只有有德之人才能以宽和之法得到大众的拥护，除此之外，不如用严猛的法制为政。’我们国家法制不健全，豪强贵族骄横恣肆，以至于国家的农户被掠夺殆尽，财政收入不继，官吏工资发布下去，军士军粮补助无从筹措，政府无奈只好向外借贷以维持正常的运转，这一现状既不能让敌国知道，并且也不是治国的长久之计。应该将形形色色的豪强荫户撤销，充实到各个郡县，严明纪律，使四海安定。”慕容暐同意了悦绾的请求。于是，前燕帝国也打响了与大族争夺劳动力的战争，悦绾本人具体负责核查荫户，清查出二十多万户隐瞒的人户，然而，这场对内的战争，无疑打得十分艰苦，它毕竟触动了前燕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引起了所有贵族的怨恨，尤其是太傅慕容评，十分不满。悦绾原先就有疾病，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勤勤恳恳，事必躬亲，结果病情加重，于同年十一月病逝。（《晋书，慕容暐载记》称，悦绾是被慕容评派人暗杀的。）

就这样，前燕帝国的户口清查活动，因悦绾的死而不了了之，不过，毕竟清查出了那么多的荫户，为帝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东晋朝廷和前秦政权并没有给予前燕继续发展的机会。就在前燕帝国没有出兵援助前秦“四公”叛乱、悦绾进行户口清查的时候，前秦天王苻坚顺利地平定了叛乱，虎视眈眈地待机而动；而也就是在此时，东晋政府业已完成了人户清查，做好了北伐的各项准备工作，同年年底，东晋朝廷加封给大司马桓温以特殊的待遇，位列诸侯王之上。

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时年58岁的东晋大司马桓温将要发起他生平中的第三次北伐行动——讨伐前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