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道安南下

在洛阳陷落前后，东晋一代另外一位名僧释道安率众南下了。

道安和尚，本姓卫，是常山扶柳县人（今河北省冀州市西南六十里）。他出生于西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去世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享年七十四岁。道安七岁的时候，父母双亡，被外兄孔氏收养，开始读书，这一年司马睿建立东晋；十二岁出家为僧，（《名僧传抄》称其十八岁出家）由于他长相又黑又丑，所以不被师父重视，将其打发到田里劳动；数年之后，道安请求师父授予经书，师父随意给他一本5000多字的《辩意经》，道安在田间看了一天，晚上的时候，去师父那里退还经书，师父十分惊异说：“早上刚给你一本，现在就要看其他的吗？”道安回答：“这本我已经全部会背了。”师父于是又给他一本一万多字的《成具光明经》，道安阅读了一天，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又全部会背，晚上的时候又去师父那里还书，这次师父把书本拿来测试，道安果然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自此，师父大为惊讶，授予道安具足戒，并准许他外出游学；后来，道安游学到邺城，并拜佛图澄为师，直至佛图澄去世，其间，道安经常代替佛图澄解答问题，并赢得了“漆和尚，惊四邻”的美誉。

道安在邺城十余年，佛图澄去世之后，他来到山西省临汾市境内躲避兵灾，不久，他又北上雁门郡的飞龙山（河北省涿鹿县境），在飞龙山他与僧光讨论“格义”问题。佛教刚刚传入的时候，为了便于理解，僧人们将佛经术语与中国哲学术语相类比，虽然“格义”的方法便于理解，但是却无法准确传达佛教的真实内涵，因此，道安此时已经抛弃了这种方法。

永和十年（公元354年），43岁的道安在恒山传教，名声很大，这一年桓温第一次北伐前秦，也就是在这一年，道安收慧远为徒。此后，山西“天灾旱蝗，盗贼纵横”，道安带着弟子们南下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过黄河暂居于陆浑县（河南省嵩县境内）。

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四月五日，当前燕军队开始进攻河南之时，襄阳的习凿齿给时年53岁的道安写信，劝其带领众弟子南下襄阳弘法。于是，道安再次带领弟子南下，来到了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在这里，道安命令法汰带领昙一、昙二等四十多个弟子前往扬州，命令法和去四川弘法，而自己则带领慧能等四百多弟子前往襄阳。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诞生了。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看作与道术没有多少差别，而当时的传教者也多以幻术、术数等吸引民众，佛图澄即是如此。虽然这种手段可以让基层民众甚至石勒、石虎等君王，对佛教的法力深信不疑，但此类方术的最大弱点，就是不能取信于士大夫文人阶层，也限制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而道安大师则顺应了社会上盛行的玄学风气，不以幻术吸引人的眼球，而是大力研究和宣传大乘佛教的般若学说，在襄阳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每年都要讲《放光经》两遍，《高僧传》说“四方之士，竞往师之。”晋荆州刺史桓豁、朱序等人对道安都十分敬重，郗超也曾经给道安送来一千斛米，“修书累纸，深致殷勤”。听说道安来到襄阳以后，习凿齿前往求见，见面之后，习凿齿说：“四海习凿齿。”道安回答：“弥天释道安。”当时被称为名对。后来，习凿齿给谢安写信说：“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我由来所未见。”（见《高僧传》卷五）

道安大师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前次传入中国的佛经进行整理，开创了纯正的佛学研究，开创了中国佛教“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学派，成为魏晋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是禅学和般若学两大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成为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里程碑。

道安十分注重扩大佛教影响，他所建立的僧团有数百人，他通过“分张徒众”，使得佛教影响从黄河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制定寺院僧尼戒规。在规范寺院戒律方面，道安创设了寺院修行、吃住、说法、集会等方面的戒律，成为中国寺院规则的先行者，另外，在魏晋初期，和尚的多以师父的姓为姓，而道安则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因此，改姓释氏，道安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全体僧众的认可，并一直沿用至今，这种统一僧众姓氏的做法，强化了僧众之间的心理认同，起到了四海之内借兄弟的效果，对于佛教的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道安在中国佛教发展史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佛教经典的整理，当时，佛教的各类经典杂乱无章，他将东汉灵帝到东晋孝武帝近两百年间的汉地所有佛经，全部加以收集整理，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374年）编撰成一部完备的佛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确定年代，注明译者，辨别真伪，简评优劣，开创体例，成为后世佛教目录学发展的奠基之作。除此之外，道安还致力于佛经的翻译工作，他主持翻译的佛经约有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并注释佛经二十多卷。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思想。“五失本”是指五种改变或失去原经本来表达方式的情形，主要是指：一是梵文的词序是颠倒，译时要改从汉语语法，容易丧失原意；二是梵经质朴，而汉文喜欢华美，译文进行修饰，容易丧失原意；三是梵经中同一意义，往往反复再三，译时不得不加以删削，因此，与原文不同；四是梵经于结尾处，要作一小结，将前文复述一遍，译时也得删除，而与原文不同；五是梵经中话已告一段落，将要另谈别事时，又把前话简述一遍，然后再开始，译时删除，造成与原文不同。“三不易”是指三种使译者很难表达佛经原意的情形，即一是圣人按照过去是习俗说法，而时代不同，翻译者要准确表达圣人原意很不容易；二是圣人与普通人智商相差很多，将千年之前圣人的微言大义让普通人体会，很不容易；三是佛祖释迦摩尼之后，迦叶主持第一次结集，阿难诵出佛经，五百罗汉审定，尚且小心谨慎，今天从事翻译的人要以自己的领会转达佛意，十分不易。道安主张直译，但也允许在特殊的情况下，进行一定的修饰。总结的这一译经原则，对后世的佛典汉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来译者所共同遵守的译经准则。

道安在当时的声望很高，后来，到了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前秦军队攻陷襄阳，道安、习凿齿与襄阳守将朱序一起被前秦所获。由于习凿齿是个跛足，因此，苻坚给尚书仆射权翼说：“我以十万之众攻取洛阳，结果只得到一个半人。”权翼问是谁，苻坚回答：“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苻坚还对各个方面大员发布正式通告说：“过去西晋灭吴，在于得到了陆机陆云二人；今日攻破汉水之南，才得到一个半士人而已。”一天，苻坚出游，让道安与他乘坐一个车子上，权翼劝谏，以为道安是“毁形贱士”，不能与天子同车。苻坚很恼火，他说：“朕与道安同车，不是道安的荣耀，而是我这个做皇帝的荣耀。”并命令权翼亲自搀扶道安上车。

道安在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也就是淝水之战之后、前秦政权瓦解之际去世。早在襄阳陷落以后，道安的弟子慧远带领部分徒众南下庐山，道安去世之后，慧远创立了净土宗，对于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