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桓温之心

我们暂且将拓跋部、前秦的事情放在一边，也姑且不说一直以来我们没有机会提及的吐谷浑，还是将目光回到我们一直关注着的中原局势上来。

晋哀帝隆和元年（公元362年），消灭了野王吕护的前燕政权，又将进攻洛阳纳入议事日程。一月，前燕豫州刺史孙兴对慕容恪建议攻下洛阳，他的理由是：“东晋将领陈祐率领数千疲惫之卒，困守孤城，很容易夺取！”慕容恪同意了孙兴的请求，他任命屡屡背叛的吕护为宁南将军，驻屯河阴（洛阳东北），为进攻洛阳做准备。

二月，吕护率军对洛阳进行试探性进攻。三月，河南太守戴施南逃南阳，陈祐向东晋朝廷告急。五月，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命令北中郎将庾希与竟陵太守、邓岳之子邓遐率领三千水军北上，协助陈祐防守洛阳。邓遐，勇力绝人，被当时的人们看作是军中的樊哙，号为名将，襄阳城北沔水中曾有大蛇，经常伤人，邓遐拔剑跃入水中，大蛇缠绕邓遐之足，邓遐将其斩为数段而出。七月，经过激战，吕护退守小平津，他被流矢射中，死于军中，前燕将军段崇收拾残兵，北渡黄河，回到野王，邓遐则进屯新城。庾希部将何谦与前燕刘则在檀丘交战，击败了刘则。八月，西中郎将袁真进兵汝南，向洛阳运送了五万斛大米，以接济洛阳守军。

在此情况下，桓温再次向东晋朝廷提出了迁都洛阳的要求，而这一次，桓温更是提出，要将永嘉之乱即307年以来南渡江南的所有士族民众，全部迁回豫州，以充实黄河以南地区。桓温此举不仅将自己放在了东晋朝廷的对立面，而且，也将自己放在了整个东晋士族、全体流民的对立面。这是因为，从永嘉之乱以来，已经过了整整56年的时间，渡江的世家大族在江南求田问舍，圈占了大量的土地，也拥有了为数可观的庄园、奴仆和财富，让这些人舍弃既得利益北返满目疮痍的河南地区，无疑比登天还难；而且，半个世纪过去，当初渡江的流民也早已安居乐业，当初渡江而来的父祖辈大多也已故去，坟墓就地选址，社会关系已经重新建立，人民已经将他乡做了故乡，此时强行将整个国家几乎一半多的民众，全部迁往对于他们来说十分陌生而又充满危险的豫州，无疑也是会引起极大的混乱。

那么，桓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一件事可以从侧面解释一下他的动机。《晋书，习凿齿传》记载：桓温有废立大志，在此前后，他将蜀地一个通晓天文的术士召到荆州，深夜握着术士的手，询问国运的长远。术士回答：“国运长远。”桓温揣测术士是因为不好开口说实话，就假装说：“假如真象你说的那样，不仅是我的福分，更重要的是万民之幸。但是，今天咱们两人说话就要开诚布公，国家肯定是会有点小小的厄运的，这也要和盘说出。”术士说：“太微星、紫微星、文昌星三宫的星象显示的就是这样，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过了五十年以后，就不好说了。”隆和元年，桓温已经五十岁了，他听了这话十分不快，过了几天，送给术士一匹绢和五千文钱。术士赶紧找到习凿齿说：“我家在益州，受到征召远来荆州，如今，将军让我自杀，无从送回骸骨。大人仁爱，请求您在棺木上做个标记。”习凿齿问为什么，术士说：“赐绢一匹，是让我自杀，赏钱五千，是让买棺材罢了。” 习凿齿说：“你几乎误死！这不过是以绢来戏弄你，将钱作为你的路费，是让你回家啊。”术士大喜，第二天就去向桓温道别，桓温问咋回事，术士将习凿齿的话给桓温复述了一遍，桓温笑着说：“凿齿担忧君错误地死去，君一定是错误地活了下来。不过，看了三十年的儒家经典，还不如去一趟习主簿那里。”这则故事当然是为了渲染习凿齿的聪明，但我们也从一个侧面窥探出桓温不是没有觊觎之心。这一点，建康的老百姓也看得一清二楚，据《宋书，五行志》记载，当时有童谣唱：“升平不满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走。”晋哀帝听了以后，十分厌恶，第二年就将年号改为兴宁，可是，民谣又出来了：“虽复改兴宁，亦复无聊生。”

有了这个心，我们就不难解释桓温的一系列举动：桓温灭蜀之后，相继发动了两次北伐，但是，在他第二次北伐姚襄，收复洛阳之后，就一直按兵不动，而是督促豫州、徐州的部队与前燕主力部队缠斗。这一时间长达5、6年之久，而这5、6年，正是前秦政权由粗定到安定、前燕政权一直疲于奔命之时，尤其是在升平四年慕容儁死去，前燕政权更是危机四伏，而桓温的注意力却更多地放在如何攫取更大的权力上，并没有真正将收复中原作为己任。接下来的事情，更能说明这一点。

桓温上书要求迁都洛阳之后，以司马昱为首的朝中大臣都以为此事不可行，但都畏惧桓温的势力，不敢有异。只有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位名盛一时的名士孙绰，此时为散骑常侍、兼著作郎，他上书朝廷反对匆忙迁都。孙绰的理由主要是：江东政权建立以来，之所以能够存续至今，主要还在于划江而守。到如今流民在江东已经经过了几代人了，昔日流民大都已经谢世，只剩下年长的儿子或者长孙，江东的流民后裔虽然还能偶尔有故乡之思，但他们对埋葬在跟前的父祖辈们的感情更深。民众数十年来安居的生活一旦被打乱，将他们从安乐之乡驱逐于荒芜危险之地，让他们离开父祖的坟墓，抛弃养生的家业，辛勤购置的田产和房屋无法卖掉，难以攒下远行的盘缠，还要在泥泞的道路上辗转飘零，将很少有抵达目的地的。这不仅是仁爱的人不应该做的，而且，这样下来可能会引发的社会动荡也应引起高度警惕！如果迁都，中兴以来的元帝建平陵、明帝的武平陵、成帝的兴平陵、康帝的崇平陵、穆帝的永平陵都将会抛在江南，迁都之后，以常理推测，现在的洛阳不会那么平安，而皇上还将为怀念祖先而烦恼。为此，孙绰建议，应该选择有威名、有实力的将帅先行镇守洛阳，扫平许昌和梁国（河南省商丘市）一带，在黄河以南地区完全平定、运河粮道打通以后，豫州新开垦的土地所积攒的粮食也充足了，敌人远远地逃窜，中原基本自给，然后，再商议迁都的事宜。最后，孙绰说：为什么要舍弃百战百胜的常识，而要将天下一扔了之呢！

孙绰的话无疑说中了桓温的心中之病，而司马昱选择孙绰站出来说话，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一位名气很大的文士说话，既有中立色彩，模糊了不同政治阵营之间的对立性，并且，由于文人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桓温又拿孙绰没有办法。因此，当桓温看到孙绰的奏疏之后，虽然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只是说了一句：“告诉他孙绰先生，为啥不去找找你写过的那篇《遂初赋》，来管人家的国家大事做什么！”孙绰是扬州刺史王述的亲家，而司马昱的妻子王简姬则是王述堂叔王遐的女儿，也就是说司马昱是王述的堂妹夫，虽然在永和四年，王简姬由于未能取得司马昱的欢心而被幽废，继而去世，但毕竟有了这层关系，可以说，王述是司马昱的得力助手。在这种关键时刻，孙绰及时出现，极有可能是王述的主意，而孙绰奏疏中所说的那位先行镇守洛阳、有威名、有实力的将帅，暗示的就是桓温本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价桓温请迁都洛阳一事也说：“然温岂果有迁都之情哉！……温果有经略中原之志，固当自帅大师以镇洛，然后请迁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进图天下，夫谁信之！”

在朝廷将孙绰的奏疏传给桓温同时，就免去桓温都督交州、广州军事的职务，而将都督并州、司州、冀州三州加到了桓温的头上，司马昱的用意很明显：你桓温想以迁都洛阳为手段，恐吓朝廷，将皇帝置于险境，继而控制朝廷，甚至别有用心，那么，现在就由你自己先去险境，为国扫清豫州吧——司马昱将皮球又委婉地踢到桓温的一边。

桓温的算盘打得很精明，他怎能不知司马昱的用意？如果接受了都督三州的职务，那么，接下来，豫州刺史或者司州刺史的头衔也会加诸自己头上，到那时，镇守洛阳或者许昌的责任就无法推脱，自己的荆州军队将直接与前燕对决。这当然不是桓温愿意看到的结局，数年前，他北伐姚襄之后，也没有就势担任豫州刺史、镇守洛阳前线，而是鼓动朝廷让谢尚担任都督北方诸军事，此时，他更不会接受，坚决推辞都督三州诸军事的职务——也就是说，中原地区的安危不属他桓温管。

于是，在朝廷的反击下，桓温迁都之议再次流产。不过，为了安抚桓温，弥合双方之间的嫌隙，朝廷再次选择了妥协，晋哀帝兴宁元年（公元363年），东晋朝廷加封桓温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自此，桓温成为了东晋军队的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