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北伐姚襄
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初，就在桓温伐秦的同时，屯聚在淮南盱眙的姚襄却向前燕送上了降表。
同年五月，在姚襄的蛊惑之下，江西（江苏省全椒县以西淮河南岸地区）的乞活郭敞等人，在堂邑（江苏省六合县北）聚合了一千多人，绑架了东晋陈留内史（此时陈留郡郡治暂设在谯县【安徽省亳州市】）刘仕，投降了姚襄。堂邑距离建康近在咫尺，因此，建康城内一片惊恐，朝廷命令吏部尚书周闵为中军将军，驻屯中堂（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又命令豫州刺史谢尚从江北的历阳（安徽省和县）渡江南下，保卫京师。周闵是周顗的长子，方正有父亲之风。
对于已经投降了前燕的姚襄来说，淮南绝非久留之地。因为，目前以自己的实力根本难以渡过长江，推翻东晋政府，从而占据江南；而淮南地区紧邻东晋腹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东晋政府对此绝不会坐视不管。而桓温也已从伐秦前线南返，姚襄部众多数是关中之人，他们纷纷向姚襄建议，离开淮南这一是非之地，于是，在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春，姚襄开始率领部众北还，他自称为大将军、大单于。开始的时候，这支部队似乎是要北上投奔前燕，四月，姚襄所部抵达外黄（河南省杞县东），驻守在那里的东晋冠军将军高季率部大破姚襄军，姚襄收集散卒，军势复振；后高季去世，姚襄则率所部在豫北一带游食，到永和十二年（公元355年）三月，他率军南下占领了许昌。（《资治通鉴》记作永和十一年，此处据《晋书，穆帝本纪》）
此时，虽然黄河以南东晋并没有太多的主力部队，但是，豫州地区、兖州南部地区，甚至包括青州的段龛都对东晋称臣。因此，从理论上说，洛阳以东、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归东晋政府，早在永和七年张遇投降东晋之后，桓温就曾有迁都洛阳的提议，到桓温伐秦归来之后，更是接连向朝廷上了十余道奏章，老话重提。当然，如果真的能够迁都洛阳，对于周边地区民心士气将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迁都洛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尚不具备可行性。这是因为：其一，洛阳地处四战之地，周围无险可守，西面：前秦势力已经延伸至洛阳近郊的宜阳，函谷关、潼关均在前秦控制之下；北面：黄河北岸的河内、上党、河东、太原均为大大小小的军阀占领；东北前秦控制的邺城距离洛阳也并不遥远。迁都洛阳，无疑是将皇帝置于最前线。其二，中原地区饱经战乱，农业生产停顿，如果迁都洛阳，就必须从江东地区漕运粮草，或者就地屯田。其三，虽然东晋军队将士不少是南渡流民子弟，但经过数十年的时间，流民渐渐适应了南方的生活，北归的愿望不再象以前那样强烈，尤其是上层士族已经习惯了安逸的生活，更是不愿北还。迁都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此时迁都的结果极有可能是：不仅没有收复失地，相反的，一直以来相对较为稳定的江南地区也有可能出现动荡。因此，桓温的迁都建议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
朝廷方面不敢与桓温正面较量，而是提出了中原地区尚不稳定的问题——也就是尚盘踞许昌的姚襄问题。
朝廷把皮球又踢给了桓温。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三月，东晋朝廷任命桓温为征讨大都督，加督司州、冀州诸军事，委托以征讨之事，时年桓温已经45岁，此时，距离他灭蜀整整过去了十年。
这就促使了桓温的第二次北伐，桓温这次北伐的目的是，消灭盘踞在许昌的姚襄，进而收复洛阳。
四月，桓温率军从江陵出发，开始北上讨伐姚襄，他派遣都督高武进抵鲁阳（河南省鲁阳县），命令河南太守戴施屯兵黄河岸上，自率大军随后进发。得知桓温即将讨伐自己的消息之后，姚襄即于同月率军西逃，打算占领洛阳。于是，姚襄开始进攻盘踞在洛阳两年之久的前赵将领周成，姚襄所部围困洛阳一个多月，仍然没有攻下。姚襄的长史王亮建议说：“明公英名盖世，士众都愿意为您效命，不可顿兵于坚城之下，损威劳众，假如被其他敌人乘隙攻击，这非常危险。应该到黄河以北，再作打算。”姚襄说：“洛阳虽小，但也有山河四塞之固，也是用武之国。我打算先占据洛阳，然后再开创大业。”不久，王亮就去世了，姚襄十分悲伤，他说：“老天不愿我成就大事吗？王亮舍我而去了！”
八月六日，桓温的大军抵达洛阳近郊的伊水。姚襄解除了对洛阳的包围，前来阻击桓温军队。他将精锐部队藏匿在伊水北岸的密林之中，然后派出使者到桓温的军中说：“您竟然亲自率领王师前来，姚襄我愿意投降，请命令你的军队稍稍退却，我将拜伏在路边。”姚襄的诡计是想趁着桓温军队后撤之际，发起突然袭击，可是，桓温并没有上当，他回答：“我自去恢复中原，拜谒皇陵，与你无干。你想投降就上前，马上就能见面，不用再派使者啰嗦！”见桓温没有中计，姚襄只好率军从树林中出来，依托伊水阻击桓温大军。
桓温整顿军队，亲自披上铠甲督弟弟桓冲及诸将死战，渡河对姚襄的部队发起了攻击。在桓温军队的猛烈打击下，姚襄所部大败，被斩杀了数千人，姚襄本人则率领麾下数千骑兵往北逃往洛阳北面的北邙山上。姚襄素有“勇略赛孙策，仁义如刘备”之称，过去，姚襄败多胜少，屡次战败之后，百姓知道他下落，总是扶老携幼奔赴而来。当夜，百姓知道姚襄所在，抛弃妻子前去投奔姚襄的就有五千余人，随后，姚襄渡过黄河，往东而去，屯驻在阳乡（河南省沁县西南），百姓知道以后，又有四千户追随而去。《十六国春秋别传》也称：“百姓随襄者四千余户。”当时，有传言说姚襄已因伤重而死，被拘押在桓温军中的姚襄部民，无不北望落泪。
桓温乘胜追击，没追上姚襄而返。周成率众出降，桓温领军进入了洛阳城。桓温屯兵于过去的太极殿之前，不久又迁往西北的金墉城。数日之后，桓温率众拜谒西晋诸皇陵，命令军士将毁损的皇陵进行修复，并任命官员护陵。在洛阳，桓温再次上书，要求迁都，并请镇西将军谢尚为都督司州诸军事，镇守洛阳。姚襄北上之后，谢尚又从尚书仆射任上进号为镇西将军，镇守寿阳。桓温打下了洛阳，而让谢尚镇守，用意当然还是进一步削弱徐豫实力，而碰巧，此时的谢尚身患重病，未能成行，于是，朝廷只得任命王廙的二儿子王胡之为西中郎将、司州刺史、假节，作为镇守洛阳的最高指挥官。王胡之，字修龄，由于其父杀了谯王司马承，因此，原本是好友的司马承之子司马无忌，知道内情之后，必欲杀之；王胡之由于父亲王廙早死，虽然是王氏大族，但仍不免贫寒，有一段时间，王胡之隐居在东山，而陶侃之子陶范当时是乌程令，给王胡之送去了一船大米，但王胡之却拒绝接受，他说：“我王胡之如果饥寒，自会去谢尚那里求食，不需要陶胡奴（陶范的小名）米。”谢安曾经称赞王胡之说：“司州可与林泽游。”王胡之不仅做事低调，而且善于清谈，深为当时名士们爱赏，支遁、刘惔等人都曾经高度评价过他，有人曾问王胡之与谢安谢万优劣，支遁说：“故当攀安提万。”意思是，水平处于谢安与谢万之间；他与谢安交好，曾在谢安座中吟咏《楚辞》的“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两句，出来对人说：“吟咏之时，感到座中没有一个人。”当朝廷任命王胡之为司州刺史之后，因参与王敦之乱而被杀的沈充之子沈劲，此时，已经年过三十，因为是犯罪家属，一直屏居乡下，由于沈家与王氏家族特殊的关系，而且，王胡之所领之兵多为吴兴人，而沈家在吴兴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王胡之请求朝廷允许沈劲作为自己的参军。但是，等沈劲上任之后，王胡之却得了重病，很快就去世了。
由于一直没有镇守洛阳的合适人选，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面对桓温的再次敦逼，朝廷方面感到十分畏惧，将要派遣侍中前去洛阳制止，扬州刺史王述说：“桓温不过是以虚声来威胁朝廷而已，迁都洛阳，不符合实际情况。朝廷但听从无妨，这事自然是不可能实行的。”当时的洛阳已经饱经战乱，桓温身处其地之后，对此是深有感触的，他只好又上书请求将洛阳的钟虡运回建康，王述说：“永嘉之乱，暂都江东，正要荡平四海，还于旧都，如果不能，那也要首先将皇陵南迁，不应先考虑钟虡的事情。”桓温无言以对。
由于谢尚的徐豫部队未能抵达洛阳，桓温本人也不愿意离开荆州老巢，驻守在洛阳第一线，因此，他只好留下颍川太守毛穆之（毛宝长子）、都护陈午、河南太守戴施共率两千人，象征性地驻守在洛阳，护卫皇陵。然后，桓温将姚襄及洛阳周边降民共计三千多家迁到江汉平原，押着周成回师。同年十一月，东晋朝廷派遣散骑常侍车灌、龙骧将军袁真等人持节进入洛阳，修复西晋五陵。
桓温这次持续三个多月的北伐就这样结束了，在桓温大军南撤之后，史称“司、豫、青、兖复陷于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