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厝。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

他又给会稽王司马昱写信，称殷浩不宜再行北伐，并论东晋时事，信中说：“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得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

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且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羡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于反掌，考之虚实，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不定之于此，后欲悔之，亦无及也。

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之。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纵观王羲之的这两封书信，主旨在于说，江东寡弱，不仅不能北伐，最好还是主动放弃淮河南岸，退回到长江，划江而守。王羲之本人自视甚高，且为一代书圣，受到历代的敬仰，但是，观其为人，却是苟安之辈，一无所取。王羲之的逻辑是：江东地小民贫，力量不足，因此，客观上不能“以小吃大”。如果王羲之所说江东当时的情况属实的话，也只能说其知己而不知彼。此时江东固然弱小，但是，草创中的前燕和前秦同样并非十分强大，这从后来桓温伐秦伐燕中，前秦险些覆亡、前燕意欲北迁均可以得到印证，更何况此时！而且，王羲之弃淮保江的动议本身，就是一种毫无战略眼光的消极防御做法，作为爱国志士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就称：“宋人削地称臣，面缚乞活，皆师此意，以为不竞之上术；闭户塞牖，幸盗贼之不我窥，未有得免者也”。对于王羲之所云的江东贫瘠，殷浩也是对此十分了解的，故此，才有殷浩的循序渐进、在江西屯田千顷之举。东晋北伐的失败归根结底在于，事权不一，北伐失之于缓而不在速。吕思勉说：“当时不欲出师者，大抵养尊处优，优游逸豫，徒能言事之不可为，而莫肯出身以任事，闻浩之风，能无愧乎？”对比前燕、前秦之兴，慕容皝棘城之围，苻健孟津焚桥，何者不是死中求生？而王羲之等人吃五石散、游山乐水，上级征发动众已经让其感到厌烦，怎能期望他们亲冒矢石，推锋折冲呢？退守江东，偏安一隅，说得动听的是，养民休息，其实是让自己终老优游卒岁，但是，正如一句话说的那样，“天予不取，反受其咎。”等到北方死中求生的政权渐渐稳定下来之后，利用中原的人口土地现成的资源，再给予江东打击，那将是致命的。那种将天赐良机白白送人的怯弱做法，对于国家来说，最终等到的将只能是灭亡。

一七八、殷浩北伐（5）

司马昱和殷浩都没有听从王羲之的劝说，因为，他们知道，此时的前秦也没有充足的兵力吃掉豫州这一广大地区，它将豫州之民迁往关中就是明证，而此时留守许昌的前秦豫州刺史杨群（此人当是石赵前宁南将军，冉闵之时屯结于桑壁的那位）也同样是兵微将寡，于是，到这一年的九月，殷浩再度北伐，他进屯泗口，并派遣河南太守戴施进据石门（河南省荥阳市北），荥阳太守刘遯戍守仓垣（河南省开封市西北）。

继殷浩誓师北伐之后，十月，谢尚命令冠军将军王浃率军进攻杨群，并一举收复许昌，打通了晋军北上的道路，杨群被迫退守洛阳西边的弘农（河南省灵宝县函谷关关城）。由于谢尚部队送来传国玉玺，并立下了收复许昌的战功，朝廷征召其为给事中、赐予车马，鼓吹，让其镇守于石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