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三、庾翼北伐（1）
第二年，是晋康帝司马岳的建元元年，即公元343年。
郭璞生前，曾经预测过东晋国祚，当时，郭璞说过一句谶言：“立始之际丘山倾。”在考虑为晋康帝选取年号的时候，以中兴为己任的庾冰，欲再兴中朝，因此，定年号为“建元”。当年号确定之后，有人对庾冰提及郭璞的这句谶言，并解释说：“立，就是建的意思；始，就是元的意思；而丘山，就是皇上的名讳，那个岳字。”也就是说，立下建元的年号，会对司马岳不利。庾冰一听之下，不禁大惊失色，面色苍白，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过了一会儿，他深深地叹息着说道：“如果有什么吉凶，岂能是改改年号，就能避免得了的吗？”于是，就没再改动。
到晋康帝建元元年，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庾翼已经38岁了，他自哥哥庾亮去世后，接管荆州也已经三年。庾翼素有大志，苏峻之乱中，他年仅22岁，受哥哥庾亮之命以百姓身份带领数百人驻守石头城；在庾亮北伐之时，邾城失守以后，石城被围，庾翼屡出奇兵，遂解石城之围；接任荆州刺史之后，竭尽所能，几年下来，荆州公私充实，戎政严明，人心安定。
庾翼的北伐之议肇始于迁镇武昌。离开武昌，迁镇他处，在庾翼的哥哥庾亮之时就曾提出过，这里面有形势方面的考量，也不乏个人迷信的因素。据《晋书，戴洋传》记载，“咸康三年，洋言于亮曰：‘武昌土地有山无林，政可图始，不可居终。山作八字，数不及九。昔吴用壬寅来上；创立宫城，至己酉，还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数，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择吉处，武昌不可久住。’”到咸康五年，就有了庾亮的北伐之议，并请求朝廷允许他迁镇石城。庾翼接替荆州刺史之后，戴洋仍为庾翼占候，在咸康八年，庾翼就向朝廷提出希望迁镇乐乡（湖北省松滋县），理由是武昌数有妖怪，并且猛兽闯入府中，当时，征虏将军庾冰的长史王述写信劝阻才作罢；然而，庾翼想离开武昌的打算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从地理位置上说，武昌是长江中下游的结合部，对于屏护东南地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西进或者北伐而言，武昌又稍显偏远，鞭长莫及。因此，庾翼的迁镇乐乡之举，极有可能是为伐蜀做准备，不过，一年之后，庾翼在权衡利弊后，最终选择了北伐，那么，要实施北伐计划，就必须迁镇襄阳，北出南阳。
离开武昌，迁镇襄阳，这是庾翼内心的真实想法。在庾翼看来，要实施北伐计划，就必须先驻节襄阳，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吞并盘踞在襄阳长达十余年的桓宣。目前，江州地区已经排除了王氏势力，如果再消除上游的桓宣势力，那么，庾氏才真正拥有了大荆州地区，从而，才真正能够实施号令统一的北伐计划。于是，在哥哥庾冰赶走了江州刺史王允之前后，庾翼就开始筹备着北伐事宜，他向燕王慕容皝和张骏分别派出使者，约定一同进攻，同时，庾翼命令益州刺史周抚、西阳太守曹据讨伐李寿，败其将李恒于江阳。他上书朝廷，称：“贼石虎年龄已经六十（按：此年石虎48岁），奢淫理尽，丑类怨叛，又欲决死辽东。慕容皝虽然骁果，但未必能固。若北无掣手之虏，则江南将不异辽左矣。臣所以辄发良人，不顾忿咎。然东西形援未必齐举，且欲北进，移镇安陆，入沔五百，涢水通流。辄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谢尚、寻阳太守袁真、西阳太守曹据等精锐三万，风驰上道，并勒平北将军桓宣扑取黄季，欲并丹水，摇荡秦雍。御以长辔，用逸待劳，比及数年，兴复可冀。臣既临许洛，窃谓桓温可渡戍广陵，何充可移据淮洒赭圻，路永进屯合肥。伏愿表御之日便决圣听，不可广询同异，以乖事会。兵闻拙速，不闻工之久也。”朝中只有庾冰、桓温、谯王司马无忌表示同意，康帝以及众多朝臣都不同意，纷纷派出使者请求停止行动，以升任为车骑将军的庾冰参军孙绰也写信劝说，但是，庾翼主意已定，违诏辄行，上书请求任命桓宣为都督司州、雍州、梁州三州以及荆州的南阳、襄阳、新野、南乡四个郡的诸军事，梁州刺史，率领所部向丹江西上；请求任命桓温为前锋小都督，假节，率众进攻临淮（安徽省盱眙），征发六州奴充兵役，并征发百姓的驴马运输粮草，所在怨恨。
正巧，到建元元年（公元343年）的7月，石赵王国的汝南太守戴开率领数千之众，南逃武昌投降。
戴开投降事件，让东晋朝廷的主流意见发生了变化，众多朝臣从开始的疑虑变为支持北伐行动。于是，在建元元年7月8日，晋康帝司马岳下诏：“慕容皝摧殄羯寇，乃云死没八万余人，将是其天亡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筹量。且戴开已帅部党归顺，宜见慰劳。其遣使诣安西（庾翼）、骠骑（何充），咨谋诸军事。”
庾翼的本意是移镇襄阳，所部离开武昌（湖北省鄂州市）之后走到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庾翼再次上书：“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势，暂率所统，致讨山北，并分见众，略复江夏数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发武昌，以二十四日达夏口，辄简卒搜乘停当上道。而所调借牛马，来处皆远，百姓所蓄，谷草不充，并多羸瘠，难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渐枯，往反二千，或容踬顿，辄便随事筹量，权停此举。又山南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运漕用功，实为艰阻。
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臣虽不武，意略浅短，荷国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习戎为务，实欲上凭圣朝威灵高略，下藉士民义慨之诚，因寇衰弊，渐临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请据乐乡，广农蓄谷，以伺二寇之衅，而值天高听邈，未垂察照，朝议纷纭，遂令微诚不暢。
自尔以来，上参天人之征，下采降俘之言，胡寇衰灭，其日不远。臣虽未获长驱中原，馘截凶丑，亦不可以不进据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辄量宜入沔，徙镇襄阳。其谢尚、王愆期等，悉令还据本戍，须到所在，驰遣启闻。”
此时，庾翼才说出了自己这次北伐的本意，不过是移镇襄阳而已，而这次移镇势必要将桓宣赶出襄阳，转至更西北的梁州。东晋梁州辖区在今鄂西、鄂北、陕南、川东北，梁州刺史治所也随着胡晋双方实力大小而变化，或镇襄阳，或镇酂，或镇安陆，或镇魏兴。由于桓宣“久在襄阳，绥抚侨旧，甚有称绩。”对此，担任庾亮佐吏十余年的范汪就曾上书康帝，称：“如果庾翼移镇襄阳之后，桓宣就当离开那里，桓宣过去曾经消灭入侵之敌，招纳怀有二心之人，对他们宽以待之，目前，襄阳田亩开垦，生产秩序刚刚建立，却又要迁移，人心肯定不满，吉凶难测”。范汪之言，当然是诛心之论，不过，事已至此，康帝也只好下诏，同意庾翼迁镇襄阳，诏加都督征讨诸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