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四、欲废王导
我们知道，王导末年颇为乱政，正如王导、庾亮等当事人死去数年以后，庾翼给其兄庾冰的书信中说的那样：“……大较江东政，以伛儛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遐作余姚半年，而为官出二千户，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而群共驱之，不得安席。纪睦、徐宁奉王使纠罪人，船头到渚，桓逸还复，而二使免官。虽皆前宰之惛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也。……”说的就是王导的姑息养奸。庾翼在信中举了三个例子，其一是王导任用的将领们公然率众偷盗石头城内的军粮，而政府却不是追究主犯，而仅仅诛杀了低位低贱的仓库主管塞责。其二是山遐罢官之事。其三是纪睦、徐宁奉命捉拿罪人，却不能成行。庾翼总结道，江东政治现状是豪强欺压百姓，无法无天，而国家法制不行，即使偶尔施行，也是加诸于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头上，最后，庾翼说，这都是前宰（指王导）昏庸悖谬所致，江东大事已去，根源即在于此。抛开庾氏与王氏家族之间的恩怨不提，庾翼所说的当时情况大约还是真实的。
据 《晋书，庾亮传》记载，庾亮曾经给郗鉴写信称：“昔于芜湖反覆谓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
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入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侍臣虽非俊士，皆时之良也，知今古顾问，岂与殿中将军、司马督同年而语哉！不云当高选侍臣，而云高选将军、司马督，岂合贾生愿人主之美，习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犹知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导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师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礼之事。万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龙之爻，有位无人。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无顾命之臣，势屈于骄奸而遵养之也。赵贾之徒有无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且往日之事，含容隐忍，谓其罪可宥，良以时弊国危，兵甲不可屡动，又冀其当谢往衅，惧而修己。如顷日之纵，是上无所忌，下无所惮，谓多养无赖足以维持天下。公与下官并蒙先朝厚顾，荷托付之重，大奸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愿公深惟安国家、固社稷之远算，次计公之与下官负荷轻重，量其所宜。”
信中，庾亮首先回顾了当年陶侃欲废黜王导，自己反复劝阻的事情，然后，庾亮指出了王导在成帝身边安插“武官小人”，愚弄皇上，此处的“武官小人”，当指赵胤、贾宁、匡孝之辈。等成帝成人之后，王导又“不稽首归政”，万乘之君，有位无人。这是指咸康元年（公元335年）成帝加元服后，王导仍然不归政于成帝。庾亮信中所说的“师傅之尊”，是指在咸康四年5月，王导被任命为太傅之事。我们虽然不知道庾亮写给郗鉴这封书信的确切日期，但是，根据信中言及的上述事件，大致可以断定，庾亮试图废黜王导的时间在咸康四年5月王导为太傅到咸康五年7月王导死前这一段时间。
在咸康四年5月，也就是石虎大军与慕容部昌黎之战后不久，东晋朝廷以司徒王导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以郗鉴为太尉，庾亮为司空，6月，又重新设置丞相一职，以王导为丞相，此时的王导达到了空前的地位。庾氏与王氏之间的矛盾，既有双方执政理念的不同，也有两个家族争权夺利的因素，很难说庾亮阴谋废黜王导没有一点私心。
而庾亮与王导之间矛盾加深，则来源于一个人从中挑拨，此人正是庾亮下属的东中郎将、南平太守、南蛮校尉、陶侃之子陶称。据《晋书，孙盛传》记载：“时丞相王导执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蛮校尉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而 《晋书，王导传》也称：“于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间说亮当举兵内向，或劝导密为之防。”由此可见，陶称确曾谗构庾、王二人。庾亮出镇荆州之后，极力消除陶侃生前在荆州的影响，巩固自己的地位，这肯定让陶侃后人陶称心怀不满，也许陶称的目的，就在于利用庾、王之争而从中渔利。
庾亮废黜王导之举没有实施的原因，主要还在于手握京口强兵的太尉郗鉴的不同意。作为被史家长期忽略的郗鉴，虽然不具备当时的名士风度，但是，他两次不同意废黜王导却不仅仅出于与王氏家族之间的私谊。回顾东晋建立之后的政局，三五年之间就要来一次内乱，门阀士族之间为了权力之争，必要刀兵相见，如此下去，江东政权必然会在不断的内耗中崩溃，因此，郗鉴稳居京口，不同意陶侃、庾亮废黜王导，其实是为了整个江东政治的稳定，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因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赞叹道：“东晋之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为郗公乎！”
除此之外，庾亮的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陶称居心叵测，而镇守襄阳的桓宣也不是庾亮的旧人，自咸和七年（公元332年）襄阳之战之后，桓宣就以流民帅的身份镇守襄阳，襄阳位于武昌上游，顺汉水而下，足以威胁夏口、武昌，从陆路南下，又可威胁江陵，因此，曾经驻守此地的周访、甘卓都对王敦有过威胁，这也使庾亮不敢放手东下的直接原因。另外，荆州军府内部也对此意见不统一，《晋书，孙盛传》记载，孙盛秘密劝说庾亮：“王公神情朗达，经常有世外之情怀，岂肯做凡人所欲之事呢？这一定是奸人想馋间内外大臣啊！”吕思勉先生称：“导贼周顗而作色于蔡谟，世外之怀安在？外宽和而内深阻，当时名士，固往往如是，然导居元辅之位，因贪权嗜利，好谀恶直之故，遂不恤败坏国事以徇之。”不过，此处孙盛所说的“凡人事”，大约是陶称或者其他人对庾亮进言，王导欲为废立大事吧。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与王导本人的“静以对之”的应对之法，也很有关系。《世说新语，雅量》称：“有往来者云：‘庾公有东下意。’或谓王公：‘可潜稍严，以备不虞。’王公曰：‘我与元规虽俱王臣，本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吾角巾径还乌衣，何所稍严。’”同时，又给陶称写信，劝说他庾公是成帝的大舅，应该好好听从。
另外，在陶侃死后，王导在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利用石虎南巡之机，迅速反击，收回了庾亮占据的建康上游四郡，也增加了庾亮兴兵东下的难度。
虽然庾亮废黜王导的计划不遂，但是，由于庾亮虽在外藩，却内持朝权，这让王导十分不满。《世说新语，轻抵》记载：“庾公权重，足倾王公。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尘污人。’”按：庾亮未在石头，而在石头的当属后来被任命为中书监的庾冰。不过，根据该条注引的《中兴书》曰：“于是风尘自消，内外缉穆”以及《晋书，王导传》记载“于是谗间始息”上来看，大约在王导、郗鉴、庾亮三人末年，庾氏与王氏矛盾也确实逐渐缓和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