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三、陶侃之死
我们知道，自东晋陶侃于咸和五年（公元330年）平定郭默之乱之后，东晋朝廷没有再发生比较大的动荡，而相反的，北中国则在咸和八年（333年），石勒去世，从而引发了石赵帝国一年多的内乱，同年，慕容廆去世，慕容部则也发生了内乱；紧接着，就是成汉帝国的李雄于咸和九年去世，同样的内乱爆发。
而在李雄去世的同月，东晋太尉陶侃也去世了，享年76岁。
史书称，陶侃得志以后，“潜有觊觎之志”，又说，他“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资治通鉴》也说，他“晚年深以满盈为惧，不预朝权，屡欲告老归国，佐吏等苦留之。”如果陶侃有觊觎之志，大约是指在平定郭默之后，想借此废掉王导，以后回到武昌，广树私恩等等，不过，陶侃的这种作为似乎仅仅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到咸和七年（公元332年），陶侃指挥部队取得了收复襄阳的大胜以后，朝廷将要加封其为大将军，并享受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等待遇的时候，陶侃也是坚决推辞。
东晋朝廷四位大员陶侃、王导、庾亮、郗鉴的暂时忍让，保证了东晋政局在晋成帝咸和末年的相对稳定。而陶侃之所以保持克制的态度，大约与王敦末年保全门户的想法是一样的，当年，当钱凤问及后事的时候，王敦就曾经说过，归身朝廷是上策的话，叱咤风云的王敦到了末年尚且如此，那么，出身寒门、不仅在侨姓士族中没有地位，而且在江南士族中也素无基础的陶侃，全身而退，自然可以理解。也许，知子莫如父，陶侃也看出了自己的儿孙中，并无雄才大略、才能出众之人，可以托付后事，因此，只有知难而退，才有可能保全门户。《世说·识鉴》注引《陶侃别传》载何充之语也称：“陶公重勋也，临终高让。”
到咸和八年的时候，陶侃已经多次想要告老回家，苦于手下亲信苦劝，才只好作罢。
到了咸和九年（公元334年）6月，也就是石勒、慕容廆死后的第二年，李雄去世的同年同月，陶侃病重，他上书朝廷，请求退休。陶侃的逊位表大意称：“臣从小出身孤寒，开始的志向有限，却受到朝廷过多的恩宠，臣今年即将八十岁，位极人臣，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只是因为想到陛下年纪尚轻，而贼寇却没有消灭，因此，才感激悲愤，不能自己……过去，我还想着自己尚能多活几日，能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虎，所以，才调遣毌丘奥去巴东，桓宣镇守襄阳，可是竟然从此永别！荆州地区是紧要之地，代臣之人必须是良材才是。”最后，陶侃又称赞王导、郗鉴、庾亮，是陛下的周公和召公。然后，陶侃命令左长史殷羡将自己的符节，主帅军旗（麾），展示军威之旗帜（幢），曲盖，侍中入宫时耳边所带的貂蝉，太尉的章，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刺史印传，棨戟全部送还朝廷。军资、器仗、牛马、舟船，全部登记造册，封存仓库，陶侃亲自锁上大锁。然后，任命右司马王愆期为都护，统领文武百官。
《晋书》和《资治通鉴》均没有记载陶侃举荐了何人做自己的继任者，但是，我们根据《真诰》卷一六《阐幽微第二》和颜之推《还冤记》记载的一些情节，可知，陶侃在病重之时，是向朝廷推荐让庾亮接任自己职务的。陶侃与庾亮之间过去曾有过隔阂，但是，经过平定苏峻之乱，双方之间暂时弥合了矛盾，并且，陶侃见到庾亮的风采，对庾亮十分赞赏，这是他推荐庾亮接任的基础；再者，陶侃过去曾经要废黜王导，王导自然会知道，要想在自己死后，陶氏家族不受来自王导等大族的打击，就必须从当权者中间寻找一个合适的保护人，而这个人非庾亮莫属。庾亮身为国舅，又为名士，并且，如今的庾亮虽说为豫州刺史，却地盘狭小，处境尴尬。如果将八州刺史这份大礼送给庾亮，庾亮兴许会对自己感恩戴德的吧。
咸和九年（公元334年）6月12日，陶侃躺在车上，来到渡口上船，回长沙封国。临上船的时候，病中的他回过头来，对王愆期等人说：“你看我这老汉东倒西歪的，不成样子，都怪你们苦留到今天啊！”第二天，船走到武昌西边3公里处的樊溪，一代名将陶侃就这样平静地去世了。《世说新语，言语》记载：“陶公疾笃，都无献替之言，朝士以为恨 。仁祖（谢尚）闻之，曰：‘时无竖刁，故不贻陶公话言。’时贤以为德音。”也就是说，陶侃到死，也坚守着不过问朝政的理念，没有留下临终的遗言，更没有对朝政指手画脚。其实，他又怎能不知在王导治理下的建康是不尽如人意的呢？这则故事，也隐约透露出建康朝中普通大臣对在王导主导下朝廷的不满意味，不过，深得王导爱赏、并为王导幕僚的谢尚一句话就把大家的口给堵了回去。
陶侃一生勤勉，在晋朝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能凭着个人的努力做到这一步，的确不易。也许，在陶侃生前的一段时间里，的确有些非份之想，但是，如果论心定罪的话，人人皆不会成为圣人，而实际上，拥有八州都督的陶侃，虽然有17个儿子，他却坦然丢下军权，这同样不易。史书记载，陶侃在军41年，果敢善断，明察秋毫，无人能欺，东从南陵（安徽省繁昌县）西到白帝城（重庆市奉节县），数千里地路不拾遗，这与扬州辖区内豪强藏匿户口、欺压良善等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百姓记得的是实实在在的政绩，而不是其他，而读史人也应如此。因此，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在“王导陶侃二传褒贬失当”条，也在列举了王导杀周顗、借王敦除异己、褒赠周札、任用不法小人等等，最后指出：王导怎么能被称为晋朝的纯臣！《晋书》睁着眼睛不顾其种种历史污点，竟将其比作诸葛亮、管仲，而在评价陶侃的时候，却抓住陶侃的一个梦不放，“悬坐以无将之罪，”可谓是褒贬失当。北宋苏轼认为“桓公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日月”。南宋朱熹说陶侃“其臣节终始夷险，无一可訾，穷晋二百年间，卓然独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五十、王懋雄在《白田草堂存稿》卷四均曾为陶侃辨白。
陶侃年轻时期，辛苦备尝，坎坷多难，屡遭白眼，即便是其后讨灭杜弢，立下大功，不仅没有得到王敦许诺的荆州刺史，反而被贬到广州，甚至于差一点为王敦所杀，陶侃的大半生可以说均在压抑中前行。从他的身上，让我们知道，对于普通人而言，如果我们真的能将加诸自身的不公平、苦难、挫折，看做是人生的常态的话，不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不可一世，始终如一地勤勉向上、努力前行、锲而不舍，对于这样的人，即便是上天都无可奈何，更不要说你的政敌和其他人了，早晚总会得到一个公平的报偿吧。
陶侃死后，与陶侃关系较好的尚书梅陶给予陶侃很高的评价，他说：“陶侃机警洞察，与曹操一样；勤劳忠顺，就象诸葛亮那样；陆抗等人都是比不过的啊！”谢安也经常说：“陶公虽然运用法制，但总能体察到法律之外的精神实质。”虽然如此，但是，陶侃“善于营置”财物，却不善于管理家庭；能够娶来几十个妻妾、生下十几个儿子，却不懂得培养；在自己生前权力熏天，而无法让陶氏家族在自己死后跻身于东晋豪门之列。
让陶侃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陶侃的儿子们去长沙奔丧的时候，就发生了内讧。陶侃的17个儿子，旧史上留名的有10人，分别为陶洪、陶瞻、陶夏、陶琦、陶旗、陶斌、陶称、陶范、陶茂、陶岱。老大陶洪早死，老二陶瞻在苏峻之乱中被杀，于是，老三陶夏就做了世子。陶侃诸子大体分为两种：一种从文，一种从武。其中，陶琦、陶斌、陶范、陶岱、陶茂从文，陶茂做到武昌太守，他就是陶渊明的爷爷；而陶夏、陶称则从武。陶侃的儿子们之间矛盾重重，且大多脾气暴躁，无法无天，如陶旗，史书称其“性甚凶暴”；陶称“性骁勇不伦，与诸弟不协”。在陶侃尸骨未寒、陶侃遗体回长沙的时候，陶夏、陶斌、陶称等人就已经各带数千兵马，准备厮杀了，结果，是陶斌先到长沙，把国中的财物洗劫一空，等世子陶夏到来以后，就将陶斌杀掉了。接替陶侃的庾亮想趁机杀掉陶夏，不过，还没有等庾亮动手，很快地，陶夏也得病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