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暗藏觊觎
很难说陶侃谋废王导之举，就没有半点私心。
我们说过，《晋书，陶侃传》记载，陶侃曾梦生八个翅膀，飞到天上，看见天上有九个天门，已登上八个，只剩下一个门进不去。看门人用棍棒打他，因而从空中掉到地上，折断了左边的翅膀，这就是陶侃的“折翼之梦”。另有一名叫师圭的相士，曾对陶侃说过：“您的左手中指有竖纹，能做到三公。如果竖纹直达手指顶端，就贵不可言。”陶侃用针决之见血，将血洒到墙壁上，也出现“公”字，这就是陶侃的“决指之血”。据此，后人对于陶侃的忠奸评价议论纷纭，这留待我们以后再说。但是，这两件事可能也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之事。前江州刺史应詹由于是前荆州刺史刘弘的外甥孙儿，而刘弘在荆州威望甚高，并对陶侃有知遇之恩，应詹因此与陶侃有过同僚之宜，我们还记得，当应詹去世前，特意给陶侃写过书信：“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难，足下年德并隆，功名俱盛，宜务建洪范，虽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谦至顺，即白天桔之，吉无不利。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诚。”仔细品味书中的语言，大约应詹也觉察出陶侃可能会有“窥窬之志”，才拳拳相劝吧。
其实，陶侃的私心在平定苏峻之乱以后、要求处理卞敦一事上，就已经昭然若揭了。在平定苏峻之乱中，温峤殷勤于前，毛宝固争于后，然而，陶侃开始迟迟不进，继而又中途撤军，他自己的行动与卞敦相比好不了多少，他切齿痛恨卞敦可谓是五十步笑百步，但是，却表现出对卞敦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态度，这也不过是对朝廷暗示要取卞敦而代之罢了；讨伐郭默也是如此，正如吕思勉先生说的那样：“夫郭默所传之诏虽伪，王导所发之令则真。籍口国家年少，不出胸怀，遂不尊奉，则当主少国疑之际，不亦人人可以自擅乎？”
那么，如果兵下建康，废黜王导的话，陶侃肯定是要入主朝廷。而对于庾亮而言，如今已经失去母亲的成帝，已经完全成为实力派可以随意摆布的傀儡，假如陶侃入主朝廷，那肯定是要直接控制建康及其周边地区的，庾亮乃至郗鉴自身难保。而且，一旦行此大事，陶侃以后的所为将难以预料，正如魏武帝曹操那样，陶侃即便是为自己的身价性命着想，也不可能中途罢手，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更是庾亮和郗鉴担心的问题所在。另外，庾亮本人与陶侃素无交情，甚至还有过节，仅仅是前此一年，因为温峤的从中斡旋，才得以暂时缓解，如今温峤已死，庾亮与陶侃之间再无感情纽带，如果陶侃得志，庾亮未必能够自保，如今，陶侃已经打破了势力平衡，再不能让其一支无限膨胀了。
由于庾亮和郗鉴的坚持，东晋政府又一次躲过了一场浩劫。
回到武昌以后的陶侃，在个人秉性上一如既往，仍然还是那么明察秋毫，《晋书，陶侃传》记载，他曾经命令各部队义务绿化武昌，在武昌城种植柳树，都尉夏施将公家的柳树移栽到自己的门前，陶侃看到以后，停下车子问：“这颗柳树是武昌西门前的，谁把它偷栽到此处？”夏施赶紧惶恐谢罪。但是，陶侃的幕府也逐渐表现出“霸府”的特征，个人行为也与曾经的陶侃有些许的不同。《汉语大词典》对霸府的解释：“是指晋﹑南北朝和五代时势力强大，终成王业的藩王或藩臣的府署。”《中国历史大词典》解释为：“指魏晋南北朝时期，控制朝廷，作为称帝准备的权臣的府署。”
一是培植自己的势力。陶侃到了武昌以后，就开始了报恩行动：陶侃年轻的时候本来是鄱阳的县吏，因为孝廉范逵路过他们家，陶侃的母亲湛氏将头发卖掉换来了酒肉，招待得很好，吃好以后，陶侃又亲自送上百里之遥，范逵才将其推荐给当时的庐江太守张夔那里，此时，陶侃任命张夔的儿子张隐为参军；任命范逵的儿子范珧为湘东太守。陶侃曾经在前荆州刺史刘弘的手下，此时，陶侃任命刘弘的曾孙刘安为掾属。在王敦要杀掉陶侃的时候，当时王敦的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曾劝说过王敦，此时，陶侃“表论梅陶”，当指在明帝丧期，尚书梅陶私奏女伎，被御史中丞钟雅所奏，当时虽然没有深究，可能对梅陶的仕途有一定的影响，如今，陶侃上书朝廷要求免除对其的处罚。史书称：“凡微时所荷，一餐咸报。”报恩当然无可厚非，但是，陶侃在报恩的同时，实际上也在荆州和江州培植了一个很大的势力网。
二是，极力笼络士人。当时，“武昌号为多士”，殷浩、庾翼等人都在陶侃的幕府，这都是霸王扩大政治影响的手段，这在曹操、司马昭、司马越、王敦等人的幕府中，我们就已经似曾相识。
三是，骄纵不法。据《世说新语，方正》：“梅颐尝有惠于陶公。后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日：‘天子富于春秋，万机自诸侯出。王公既得录，陶公何为不可放?’乃遣人于江口夺之。” 梅颐是梅陶的弟弟，陶侃借此来报答梅陶。陶侃对于朝廷的命令，每每以皇帝年龄小为借口，不中意的，就不奉行，如果总以此为借口，那么，同样是皇帝的诏书，让你当江州刺史，你怎么不说皇帝年龄小，说的不算，我不当呢？陶侃解救梅颐，是不问三七二十一的，就是因为梅颐是梅陶的弟弟而已。
因此，在后来，当文士袁宏在写《东征赋》的时候，江左重臣都一一提及，唯独对陶侃只字不提。《世说新语，文学》对此有过精彩的描写：“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陶侃之子陶范）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袁宏此举固然有看不起出身寒门、武夫的因素，但是，陶侃以及陶氏子弟在武昌期间，专横跋扈、令人侧目，未必不是另一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