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四、矛盾渐积

在东晋名流的眼里，即使同为士族高门，只是因为过江时间稍晚，就会受到鄙视，似乎在江北多呆一段时间，就少了一点名士的风流一般，更不用说那些出身寒庶的流民帅了。说到底，这还是过江的门阀大族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寻找的一个借口罢了。晋明帝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利用宗室，拉拢、重用在平定钱凤之乱中的流民帅，不仅是为了平衡朝廷的政治格局，而且，应该还有相关的后续手段。然而，可惜的是，晋明帝的突然死去，让这一切都随风而逝。

紧接着，以王导、庾亮为首的门阀大族迅速消灭了以司马宗为首的皇室力量，随之而来的就是庾、王执政大臣如何巩固自己地位的问题了。那么，摆在流民帅这些边缘化人物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象郗鉴那样暂时放下军权，到朝廷任职，并在与门阀大族们的朝夕相处中不断磨合，逐渐合流；要么就是如陶侃那样据守一方，拥兵自重。而苏峻不仅是出身寒微的流民帅，而且，阴差阳错地与司马宗等人走到了一起，更要命的是，还因为生前的晋明帝试图重用而将其安置在建康附近的历阳。这无疑让庾亮、王导等人如坐针毡。

除了眼前的苏峻，对于庾亮、王导来说，让他们担心尚有上节说过的荆州陶侃和寿春的祖约。陶侃和祖约二人，陶侃年齿最高，屡立战功；祖约风流自诩，资历不浅，目前也都坐拥强兵，可是，都没有被任命为顾命大臣，这让二人都是耿耿于怀。陶侃还倒罢了，祖约却直接伸手要权，请求朝廷授予宰相级别的开府仪同三司，但是遭到庾亮的拒绝，这更令祖约十分不满，然后，祖约就屡屡为朝廷要人要钱，可总是得不到满足。

不过，对于这两个人，毕竟距离建康稍远，朝廷尚需要他们驻守边境，应对外侮。此时，北方的石赵经洛阳之战大败刘曜，势力延伸到了豫州大部，就在成帝继位之初的咸和元年，石勒部将石赵于4月进攻汝南，抓获汝南内史祖济；11月，也就是在庾亮、王导等人刚刚诛杀司马宗以后，石赵大将石聪又继续南下，进攻退守寿阳的祖约，祖约接二连三地上书朝廷，请求发兵相救，但是，庾亮就是不发兵，也许，在庾亮看来，祖约不值得薄弱的禁卫军去援救，甚至还想借刀杀人。不过，此次石聪南下并没有吃掉祖约，只好弃寿春于不顾，继续南下到逡遒（安徽省合肥市东），并一直进抵到长江北岸的阜陵（安徽省全椒县东），杀死、俘虏5000多军民，京师大为震动。庾太后下诏以司徒王导为大司马、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率军驻守江宁（江苏省江宁县），最终，还是在历阳的苏峻派将军韩晃领兵出击，击退了石聪。石聪退却以后，朝廷大臣们商议在阜陵附近的涂水（滁水）上建设大坝，让河水泛滥，造成广大的淹没地区，以阻止石赵以后可能的进攻。因祖约的驻地寿春在此以北地区，祖约闻讯以后说：“这是要抛弃我啊！”战后，庾太后专门派出侍中蔡谟到祖约的军中进行安抚，祖约见到蔡谟以后，是“嗔目攘袂，非毁朝政。”

而陶侃，朝廷也不可或缺。我们知道，洛阳之战以后，刘曜和石勒都瞄准了荆州与豫州的结合部南阳地区。南阳，是北方势力往荆州地区渗透的跳板，又是南方势力北上和西进的要点。如果石赵占领南阳，将直接威胁到襄阳，同时，还可以从武关进攻关中。为防患于未然，在洛阳之战结束以后，刘曜政权就于咸和元年十月派遣黄秀等将进攻东晋顺阳治所酂（今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顺阳太守魏该无力抵抗，率众南撤到了襄阳。庾亮还需要陶侃在荆州应对越来越严峻的局势。

晋明帝的死，让朝廷的政治格局为之一变。在王导看来，如果事情进展得顺利，按庾亮的性格，他会依次剪除所有的异己：苏峻、祖约、陶侃，重新树立起朝廷的权威。除了大量任用王敦幕府旧人，拉拢江东人士以外，为了防患于未然，王导在明帝死后不久，就将自己的堂弟王舒从湘州刺史任上提拔到朝廷，代替死去的邓攸做尚书仆射。虽然自己是录尚书事，但是，中书令庾亮和尚书令卞壶直接处理朝廷要务，尤其是那位尚书令卞壶“干实为官，勤于吏事，以褒贬为己任，欲规正督世”，每思崇上抑下，更是有刁协的作风，这让王导十分不快，将王舒调任尚书仆射的目的之一，也就是为了掣肘卞壶，而接替王舒担任湘州刺史的，就是卞壶的从兄卞敦；另外一层深意似乎还在于，一旦朝廷与荆州的陶侃发生冲突，不至于让王舒在湘州做第二个谯王司马承，与其守在湘州的穷乡僻壤，倒不如调回中央，待时而发。

而对于庾亮来说，主幼臣强，江东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要做一位名副其实的辅政大臣，真正实现江左政权的中兴。然而，这个目标与现实的差距实在太大。抛开错综复杂的朝廷政局不说，各方大员尤其是这些土匪习气浓厚的流民帅们公然不听朝廷的号令，这让庾亮感觉必须杀一儆百，惟其如此，才能重新树立起朝廷的威信，保持政令统一，也只有这样，才能说到抵御外侮的问题。

于是，从咸和元年（公元326年）10月，杀掉司马宗；11月石聪退兵以后，整顿流民帅苏峻的问题就提到了庾亮的议事日程了。

七十五、征召苏峻

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年初，庾亮就提出了想征召历阳的苏峻到朝廷任职的打算。

开始的时候，这一想法还是在朝中重臣中秘密征求意见。首先，庾亮征求王导的意见，王导说：“苏峻猜忌刻薄，并且内心险恶，肯定不会奉诏，况且，茂密的山林、湖泽也都会隐藏一些脏东西，不如暂时包容一下吧。”王导历来都是不愿意折腾的，他这次引用的是《左传，宣公十五年》里的名言：“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意思是作为国君应该能够包容一些看似不好的东西，尽量宽容一些，但是，宽容使用不好，往往会变成了纵容，甚至是包庇，这里就是如何能够把握好一个起码的底线。在处理苏峻问题上，在庾亮看来，苏峻“拥兵近甸，为逋逃薮”，“为逋逃薮”，也主要是指藏纳见逼于庾亮的宗室诸王而言，这对于处于矛盾对立面的庾亮来说，这些人最终会影响到苏峻，终究是个祸害，是不能容忍的；而对于王导来说，似乎超然物外的他也就超脱了很多。然后，庾亮征求卞壶的意见，他说：“苏峻狼子野心，终必为乱。今日征之，纵不顺命，为祸尚浅。若复经年，为恶滋蔓，不可复制。此是晁错劝汉景帝早削七国事也。”卞壶坚决反对，他说：“苏峻手握强兵，军中藏有大量的流氓无赖，并且逼近京师近畿，一旦有变，很容易出现意外。应该经过深思熟虑，此事不可仓促。”卞壶是基于担心朝廷失败而言的，但是，卞壶没有太多的理论，虽然多次努力争取，但是，庾亮就是不同意。卞壶无奈，只好给温峤写信诉苦，他信中说：“元规要征召苏峻的主意已定，每每想到此事，我的心里都郁郁不乐。温峤，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思虑的是国家的大事，并且苏峻已经发出恶言，如果征召，必然会带领这些流氓无赖攻击朝廷。朝廷的威力固然很大，但是，疆场上的事胜负难料，怎保必胜？王导公也是这个意思。我与元规争论很苦，也拿他没有办法。本来让你在外，现在只恨没把你留在朝中，如果你也在朝中，我们一起劝谏，他肯定会听从。如今，内外戒严，苏峻凶狂，必定无所不用其极，恐怕不会不出现伤害，咋办啊？”

庾亮的试图征召苏峻之举，不管朝中重臣们是出于何种原因，但是，全部反对。史称：“举朝以为不可。”温峤听说以后，也是接二连三地给庾亮写信劝说，但是，此时的庾亮已经完全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

朝廷将要征召自己的消息也传到了苏峻的耳中。他赶紧派遣司马何仍前往建康，给庾亮表明自己的态度：“讨伐胡人等对外的命令，不管是远是近，我苏峻都义无反顾地从命；至于在朝中做官，实在不是我所能做的。”但是，庾亮不从，于是，朝廷发出褒美嘉奖苏峻的诏书，征召苏峻为大司农，加散骑常侍，位特进，让苏峻的弟弟苏逸代领苏峻的军队。

整个东晋时代，不同阶层围绕着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里有皇帝与门阀士族之间的，有宗室诸王与门阀士族之间，有礼法旧门与门阀士族之间，有流民帅与门阀士族之间，有庶族与士族之间的，有皇帝与宗室之间，门阀士族自己之间的等等，反复出现，错综复杂。征召苏峻一事，就是门阀士族与流民帅之间的一场斗争，虽然门阀士族庾亮与王导之间也有矛盾，但是，他们之间是主从地位之间的争执，而在对待流民帅问题上，王导、卞壶反对也仅是因为害怕激起变乱，并不是方向上的对立，而只是策略上的分歧。

因此，在庾亮执意让太后下诏以后，王导、卞壶、温峤、郗鉴等人也都站在了朝廷的一边，并各自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王导为了应付可能到来的危机，他又一次使用王氏家族唯一一位尚能为新朝接受的堂弟王舒，请求朝廷任命王舒为抚军将军、会稽内史。会稽，远处滨海，开发较晚，江南士族势力薄弱，因此，南渡高门大多避开江南士族势力强盛的三吴地区，而远赴会稽，这让那里的经济迅速发展，真正成了南渡北方高门的后院。如今，放眼东晋统治区域，也只有会稽属于上佳的避难处所了，这就是王导让王舒任会稽内史的深意，另外，家族里面有一个拥有实力的地方大员，也会让苏峻不能小觑。但是，王舒却不知就里，他上书称会稽与自己的父亲王会的名字一样，他坚决不去！朝廷大臣商量的结果是，虽然字同，但是发音不同，不算违反礼仪。王舒把朝廷的理由翻个个说，虽然发音相同，但是字是一个，还是要求给自己换一个地方。王导及朝廷大臣们无奈，只好把会稽的“会”，改为“郐”，这样以来，王舒只得去上任去了。

与王导公私兼顾不同，卞壶的司马任台从关心的角度，建议卞壶多准备一些良马，以备不时之需。卞壶却笑着说：“以顺逆大道理来讲，此事没有不成功的。如果万一失败，要马又有什么用！”他似乎已经做好了以死殉国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