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显赠周札
事情的起因来源于周札故吏为周札鸣冤。
周札如果没有在王敦第一次进攻建康的时候，开门延敌致使朝廷大败这一节，那么，追赠周札一门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正是由于周札开门延敌，致使王敦第一次进攻建康得手，使得追赠周札一事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这直接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王敦第一次进攻建康的定性问题，即当时王敦进攻建康，是志在匡扶社稷、清除佞臣的“清君侧”的正义之举，抑或是一种犯上作乱的忤逆行为呢？如果王敦第一次进攻建康是一种正义之举的话，那么，周札开门投降的行为，也就是正义的，而且，对于刘隗和刁协过去的定性，即“立朝不允”（晋明帝讨伐钱凤诏书语）、“佞臣乱朝”（王导给王含信中语），就没有翻案的可能。而如果认定王敦第一次进攻建康也是叛乱行为的话，那么，周札自然不可能被追赠，而接下来的结果就是：曾与王导对立的刁协、刘隗就是忠臣了，刘隗外逃自不必说了，而死去的刁协当然要追赠，同时，更为可怕的后果将是：王导当时就“心思外济”（王导给王含信中语），与王敦同谋的行为，也就是不忠的忤逆行为了。事情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即便是你王导在第二次讨伐钱凤的军事行动中，如何大义灭亲，你的头上就罩着一个随时可以落下的谋反的帽子，随时可以因此将王家彻底打入十八层地狱。因此，此时王导的命运戏剧性地竟与死去的周札意外地联系在了一起，使他不得不竭尽全力坚持追赠周札。更何况，天威难测，如今晋明帝司马绍已经将王邃的徐州刺史拿下，又让应詹去了荆州眼皮底下的武昌，谁也不知道司马绍的下一步棋子要落在何处。此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追赠问题了，而直接关乎王导乃至王氏家族将来政治生命的大问题了。
晋明帝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的严重性，他召开高端会议，延请各部尚书以上的高级官员进行充分的讨论。
尚书卞壶首先认为：周札在石头之役中，开门延寇，致使贼人王敦得手，这是周札的责任。再追赠他，我感觉心里不安。至于周懋、周筵兄弟，则应该追复本位。卞壶想得很简单，也很直接，并且，直接给当时的王敦扣上了一个“贼人”的帽子，他就事论事，没有太多的花花肠子，也没有说出太多的道理，就这，事情很明白，他周札开门让王师败绩，现在追赠，我感觉不妥。
司徒王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长篇大论起来，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是，他先凭空假设“札在石头，忠存社稷，义在亡身”。这其实都是空话，然后说“至于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识以上，与札情岂有异！”意思是：当年周札在石头城的时候，我们大家其实都和周札一样。二是，王导又说，当时大家的心态和周札一样，这其实皇帝您也明白，然后，王导反戈一击，说，现在发议论的人，看到王敦后来的奸逆行为，便想以此倒推过去王敦第一次进攻建康就有觊觎之心，（是不合理的。）说到这，王导似乎也感到有点理屈词穷的味道，于是，他接着说：退一万步说，即使当时王敦就有了忤逆之心，那象我和周札等诸大臣们当时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等到我们认识到以后，周札和臣等便以身许国，死而后已，周札很快也被王敦所杀了。三是，大事既定以后，便把周札视为逆党。我认为没有根据，应该和周顗、戴若思等一样被追赠。其实，王导的说法显然是强词夺理的。首先，司马绍追赠是针对什么样的人？当然是忠于朝廷之人。而王导说周札在石头城“忠存社稷，义在亡身”，可是最后的行为却是开门延敌，哪有这样忠于朝廷的？其次，第一次王敦之乱，是“清君侧”之名，但是，不要忘了，在王敦起兵以后，对手却是朝廷，即司马睿，司马睿正式下过诏书讨伐王敦。在这一点上，周顗、戴渊等人是与你王导是根本有异的啊。周顗就曾经对温峤说过，君主哪能都是尧舜，没有一点过错，做臣子的难道都可以兵向君王吗？这不是反叛又是什么呢！而王导却暗中与王敦勾勾搭搭，此时，怎么好意思说大臣们稍微有一点认知能力的人都与你和周札一样的呢？周顗还当着你的面，大声说杀贼取金印系肘大如斗的话，你就忘记了么？虽然刁协、刘隗等人不服众，周顗、周嵩等大臣与之有矛盾，但是，那种矛盾的存在岂能代表他们就与你的私心相同？再次，周札被杀，并非是“以身许国”而被杀，即便是你王导在第二次讨伐钱凤之役中，真的“大义灭亲，以身许国”过，那与周札也不相干，怎能扯在一起？
尚书令郗鉴，虽然是流民帅出身，但是，自小“博览经籍”，主要是他渡江晚，没有那么多的历史包袱，他上书反驳王导的谬论：首先，他提出：“褒贬臧否，宜令体明例通”。如今，周顗、戴渊是因为为国而死，才被追赠；而周札却因为开门延敌而追赠的话，双方的事迹完全相反，可是赏赐却是一样的，这太滑稽了。接着，郗鉴顺着王导的思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说：如果真的象司徒王导说的那样，“往年之事自有识以上皆与札不异”，那说明，当时谁是正义谁是邪恶的，是十分清楚的。那么，谯王、周顗、戴渊当然要受到追随邪恶的处罚，那为什么还要追赠呢！如今，已经对这三人褒奖追赠了，那么，很明显的，周札当然要受到贬责。
王导再次辩论，这次，他避开直接与郗鉴交锋，而是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说：你们说周札开门延敌，那只是人们传来的谣言，就一定是实际情况吗？以此立论以后，他得出一个奇怪的逻辑：“便以风言定褒贬，意莫若原情考征也。”就是说，与其依靠传来的事实定论，倒不如咱们推究人心来进行考察——把这一明白的事情引入虚无缥缈的心理确认上。接着，按着这个思路，王导继续往下说：“论者谓札知隗、协乱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奸佞除，即所谓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以“论者”这一莫名其妙的称呼，提出论点，意思是，议论的人们这样认为：周札是知道刘隗和刁协乱政，相信王敦是来匡扶社稷的，所以说，周札是忠于社稷。等到后来，王敦忤逆，周札一门又与之不同，所以被诛杀，因此，是为义而死。
再往下，王导又一次把死人搬了出来，他说“夫信敦当时之匡救，不图将来之大逆，恶隗、协之乱政，不失为臣之贞节者，于时朝士岂惟周札邪！若尽谓不忠，惧有诬乎谯王、周、戴。”也就是说，王导暗示，（他不敢明着说了）有这种想法的人，即相信王敦当时是匡扶社稷之举，但没有料到其后他竟然叛乱，岂止是一个周札？（暗示谯王、周顗、戴渊也是，这就是一派胡言了）然后，王导开始与郗鉴比学识，他搬出春秋齐桓公即位前，召忽死，管仲不死；又举出汉朝吕后时期，吕后封吕氏为王，周勃听从，而王陵廷争，来说明虽然行为不同，但都是尽忠的道理。
面对王导漏洞百出的言论，郗鉴再次上书，他一针见血，直接严厉驳斥道：王敦的逆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正是因为周札的开门，才导致王师失败。如果王敦往年之举，“义同桓文”，那么，先帝司马睿你们置于何地，先帝是周幽王和周厉王这样的昏君吗！
王导绕来绕去，把郗鉴给绕恼了，不得不抛出大家都不敢说，也不愿说的这最后的焦点问题。话说到这个地步，王导也无话可说了。
从这场针锋相对的论战中，司马绍看出了郗鉴的水平和学识，自此，对郗鉴尊崇有加，特许郗鉴的奏表用草书就可以了，并在本年5月调整王舒荆州刺史以后，于7月，就任命郗鉴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州、兖州、青州三州诸军事、兖州刺史，镇守广陵，开始了郗家在广陵、京口长达数十年之久的统治。
但是，此时，让司马绍操心的还不是给不给周札追赠，他也不想因此而引出更深层次的矛盾和纠纷，因为，此时，他还没有去动王舒荆州刺史的位置，如果在动王舒之前，朝廷中惹出轩然大波，进而把王导逼得走投无路，激起整个王氏家族变乱的话，将使自己的整个布局功亏一篑。于是，晋明帝下诏听从了王导的意见，追赠周札为卫尉，遣使者祠以少牢。至于死去的刁协，司马绍采取了等等看的策略，既没有如此前自己的诏书中那样认定为佞臣，也没有给予追赠，理由当然也十分好找——司马绍视老爸让刁协逃亡于不顾，以刁协没有坚守岗位，出逃在外而被杀为由，（而不是以其为“佞臣”为由）不予追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