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劫后余波（1）
经过温峤、郗鉴的努力，朝廷将流民帅苏峻、刘遐招来助战，建康之战终于有惊无险，顺利地取得了胜利。
胜利之后，晋明帝司马绍论功行赏，晋封：司徒王导为始兴郡公，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丹阳尹温峤建宁县公，尚书卞壸建兴县公，中书监庾亮永昌县公，北中郎将刘遐泉陵县公，奋武将军苏峻邵陵县公，邑各一千八百户，绢各五千四百匹；尚书令郗鉴高平县侯，护军将军应詹观阳县侯，邑各千六百户，绢各四千八百匹；建威将军赵胤湘南县侯，右将军卞敦益阳县侯，邑各千六百户，绢各三千二百匹。到这一年的十月，又加司徒王导为太保、领司徒，太宰、西阳王司马羕领太尉，应詹为使持节、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刘遐为散骑常侍、监淮北诸军事、北中郎将、徐州刺史、假节，代王邃镇淮阴，庾亮为护军将军。王导坚决推辞，不敢接受。
而其时，为晋明帝司马绍最为亲昵的却是这些人以外的两个人：一个人是西阳王司马羕的弟弟南顿王司马宗，由骠骑将军转为左卫将军；而另一个人则是元帝的正室夫人虞氏的弟弟虞胤，也就是法律上明帝的舅舅，被拜为右卫将军，这两个人直接负责皇帝的宫廷侍卫。
有赏必有罚。
王敦举兵进京，这太平盛世中，自然是忤逆行为，这没有丝毫异议。但是，在东晋初年，就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此次钱凤举兵进京，与上次王敦进京的借口一样，仍然是打着“清君侧”的口号，矛头直指温峤。上次清君侧以后，王敦很快就退回了武昌，晋明帝在讨伐钱凤的诏书中，虽然对上次王敦起兵颇有微词，但总体上讲，也没有过多责备，而是把原因归结于刁协和刘隗的身上。即使在王导给王含的信中，也说出了“使大将军桓文之功不遂”的话，反过来理解，在钱凤出兵进京之前，不管司马绍内心的真实想法，起码在表面上，朝廷对于王敦的评价基本上还是肯定的。那么，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的话，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司马绍主动起兵讨伐，是破坏了“共天下”的权力格局，在情理上似乎有点缺乏合理性。这又回到了前面我们说过的对于王敦临死前让王应登基的推测了。《晋书，羊鉴传》记载：“及王敦反，明帝以鉴敦舅，又素相亲党，微被嫌责。”史书记载的很含蓄。羊鉴在讨伐徐龛之战中畏缩不前，致使覆军杀将，最后由于元帝平衡各种利益关系，而没有杀掉他。也就是说，羊鉴是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而羊鉴本人又与王敦关系很亲近，王敦临死前所说的那些话，只能从羊鉴口里说出。
晋明帝司马绍要让王敦遗臭万年，才能解开自己的心头之恨。王敦将自己的爸爸逼死，又想废掉自己，且生前专权恣肆。如今，王敦已死，但是，要给其定性，就必须有其谋反的证据，才能顺理成章。在这种情况下，“微被嫌责”的羊鉴为了保命，极有可能为司马绍提供给王敦谋反定性的口实。
在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以后，有关部门上书晋明帝，称“王敦滔天作逆，有无君之心，应该比照齐景公戮崔杼之尸、曹魏戮王棱之尸的例子，刨棺戮尸。”司马绍表示同意。
于是，东晋朝廷扒开了王敦的坟墓，将王敦的衣冠焚毁，把王敦尸体拉出，让其跪在地上，然后斩首。在同一天，将王敦和沈充的头颅悬挂在朱雀桥南。王敦的首级悬挂以后，没有人敢去收葬，尚书令郗鉴对司马绍上书说：“过去朝廷对王莽、董卓、王凌、徐馥、杨骏等逆贼的处理，也都允许家族私下埋葬。王诛加于上，私义行于下。我认为还是允许王家埋葬，这样，在大义上说比较厚道。”于是，司马绍听任王家又将王敦尸首重新埋葬了。
在处理了王敦以后，其次就是对王氏家族的处理。经历了王敦的两次动乱，晋明帝对王氏家族当然是充满了戒备之心。不过戒备归戒备，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王导就不用说了，被朝廷视为“大义灭亲”的典范，进行封赏。但在政事中，晋明帝却明显地表现出亲近庾亮，而疏远王导的倾向，其实，这也十分正常。据《太平御览》卷593引裴启的《语林》记载了一件事：“明帝函封诏与庾公，信误致与王公。王公开诏，末云：‘勿使冶城公知’。导既视，表答曰：‘伏读明诏，似不在臣，臣开臣闭，无有见者。’明帝甚愧，数日不能见王公。” 冶城公，就是指王导。明帝写给庾亮的信，却误送给了王导，信的末尾还特别注明，别让王导知道了。王导看后的心情可想而知，不过，王导倒也幽默，上表回答：“这诏书好像不是给我下的，我看了又封好，我什么都没看见。”
《世说新语，尤悔》“温峤、王导俱见明帝”条，大约就发生在此时。
当时，晋明帝召见王导和温峤二人询问西晋兴亡原因，温峤还没回答。王导说：“温峤年少还不清楚，我给陛下说说。”于是，王导详细叙述了司马懿创业之初，诛杀名族，拉帮结派，以及司马昭末年诛杀高贵乡公的故事。晋明帝听到这儿，以脸着床，说：“真象公所说，国祚如何能长久！”王导抢先说话，也许是不想让温峤说出其所知道的西晋灭亡的原因：空谈误国、诸王争权、大族骄恣等等，而在暗示明帝不要象司马懿那样心狠手辣，诛杀名族吧？因为，此时，有关部门正上书晋明帝，称：“王彬和安成太守王籍之等是敦之亲族，皆当除名。”司马绍下诏：“司徒导以大义灭亲，犹将百世宽恕，何况王彬等人是王导的近亲呢？”
晋明帝没有诛杀以王导为首的王氏家族，但是，在325年的2月，就正式下诏，恢复过去施行的诛杀三族之刑，惟不及妇人。曹魏初年，族诛包括全家男女，西晋惠帝年间，曾有不及妇人之议，到永嘉元年，司马越表除三族之刑，其实，并未完全禁绝。司马睿为丞相时，“朝廷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高下无状”，元帝即位以后，曾经讨论过恢复肉刑，这当然是刑罚的倒退，在王敦的反对下，才没有施行。此时，晋明帝恢复了三族之刑，是鉴于王敦再叛的教训，来出于加重对谋反罪行的惩罚，提高企图谋反者的成本，并可以借机消灭大族。此事虽经温峤反对，但晋明帝并没有采纳，三族之刑在整个南朝时期就延续了下来。晋明帝的这一举措应该是针对所有的大族而言的，当然也对王氏大族敲响了警钟——以后再没有株连你们这样的皇恩了。
随后，晋明帝就对王氏家族人员重新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其实在324年10月就已经进行。在进位王导为太保的同时，罢免了王导从弟王邃的职务，而改任刘遐为监淮北诸军事、北中郎将、徐州刺史，镇守淮阴；征召王彬为没有实权的光禄勋，又转为度支尚书，一个管后勤的出力不讨好的职务，任命应詹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而对于荆州刺史王舒，处理起来就稍微有点麻烦，毕竟王舒将王含父子沉于江中（其实，这也是一个无头案），属于功臣系列。因此，司马绍还是先晋封其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不过，虽然如此，司马绍还是不放心，他由近及远，先把王彬从江州拿下来，并给予应詹“使持节”的最高权力，当然是有防备王舒的意思。在部署完毕以后，到了325年5月，司马绍任命征南大将军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州、湘州、雍州、梁州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把王舒从荆州重地拿下，改任为安南将军、都督广州诸军事、广州刺史，发配到岭南。此时，王舒的下游有应詹，前来接替自己的是大名鼎鼎的陶侃，即使王舒再生叛心，也难以作为。于是，王舒开始说自己有病，推托不愿去岭南上任。朝中又经过王导的斡旋，就近改任王舒为都督湘州诸军事、湘州刺史，而让原来的湘州刺史刘顗（史书缺传，里贯不详）去了广州。虽然司马绍没有把王舒赶到远远的岭南，但是，毕竟顺利地把王舒从荆州重地拿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