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四、讨伐王敦

由于王敦不同意发兵建康，所以，钱凤与沈充约定，等到王敦死后，再一起进攻建康。也许，在钱凤和沈充看来，已经借王敦之手把江南周氏灭门，如今，正是江南沈家的出头之日，也是江南士族控制朝廷的绝好机会。

司马绍当然不明白钱凤等人的心思，但是，他只是感到王敦咄咄逼人的架势，让人忍无可忍，于是，在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之后，司马绍于太宁二年，即公元324年6月27日，加授司徒王导为大都督、假节、兼扬州刺史；任命丹阳尹温峤为中垒将军、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统领禁卫军中垒营与右将军卞敦驻守石头城；任命光禄勋应詹为护军将军、假节、都督前锋以及朱雀桥以南诸军事；任命尚书令郗鉴代理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郗鉴以所加的军号，没有实际意义，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中书监庾亮兼左卫将军；任命尚书卞壶代理中军将军。司马绍另派使者到纪瞻家中，对纪瞻说：“卿虽然有病，但为我卧护六军，好处很大。” 据《北堂书钞》卷六四引《晋起居注》，晋制：“领军闲无上直之劳，可得从容养疾。”司马绍还赏赐给纪瞻千匹布帛，纪瞻就地分赏给禁卫军的将士们。司马绍另外征召平北将军、徐州刺史王邃，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祖约，北中郎将、兖州刺史刘遐，奋武将军、临淮太守苏峻，奋威将军、广陵太守陶瞻等流民军入卫京师。司马绍出宫，就住在建康台城宣阳门外的中堂大本营。并于同日正式下诏，讨伐钱凤，由于担心士庶将士害怕王敦，就对外宣称王敦已经死去。

在诏书中，司马绍首先肯定了王导、王敦过去的功劳，他说，先帝中兴，王导忠心辅佐，所以，才给予王敦专讨之权，都督五州。接着，又指出刁协、刘隗在朝不公，所以，王敦上次起兵，虽然犯顺，但是，情有可原，也对王敦上次起兵之初，表示了谅解。其实，这些话都是说给王导听的。说完这些，笔锋一转，诏书接着说，可是，上次事情解决以后，一是王敦却放兵大肆劫掠；二是大赦以后，还诛杀大臣；三是不朝见先帝就走。说了三条罪过。然后，司马绍又说到自己登基以后，王敦盛夏前来，天官私授；杀掉周嵩；灭门周札；擅自立儿子做自己的副手，自古以来，从未见过继任丞相不经过皇帝允许的；擅自调拨冶铁工匠和军粮船只等等，指出，国家社稷危在旦夕！不过，上天有灵，王敦却病死了。如今，以司徒王导率领中央军3万，十道并进；以平西将军王邃率精锐3万，水陆齐势；皇帝本人率左卫将军庾亮等人领兵3万，讨伐钱凤之罪。现在只杀钱凤一人，有能送上钱凤人头的，封五千户侯，赏布五千匹。对于王敦的爪牙冠军将军邓岳和前将军周抚，既往不咎，还将重用；其他将佐一无所问；王敦将士，独生子的，都遣散回家，永远不再调发，其余的给假三年，也象禁军一样轮休。并特意下诏严令：“敢有舍王敦姓名而称大将军者，军法从事。”

在司马绍的授意下，王导不得不为王敦发丧。（《晋书，王导传》为了褒扬王导，称王导听说王敦病重的消息，“辄”发丧，给人的感觉是王导自行做主发丧；但是，《晋书，王敦传》记载的十分明确，是晋明帝发现王敦病重以后，为了鼓舞斗志，而命令谎称王敦已死，这在讨伐钱凤的诏书中也说的很清楚。因此，王导为王敦发丧的行为，只是司马绍整个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这种大事也不是王导一个人做得了主的事情。）王氏家族为王敦的发丧行动，进一步验证了司马绍诏书中王敦已死的消息，京师的人们都认为王敦已死，士兵们个个也都斗志旺盛。

然而，王导本人却深知王敦并没有死亡。当王敦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尤其是听说自己放在建康里的棋子温峤竟然背叛以后，怒不可遏，他说：“我竟然让这个小东西欺负到这种程度！”接着，就给王导写信，说：“太真别来才几天，竟然做出这种事！”并上表皇帝，要诛杀以温峤为首的奸臣，发誓活捉住温峤，当亲自拔下温峤的舌头！看来，温峤从王敦处回京以后，力劝司马绍讨伐并为之出谋划策，这都是真实的。但是，问题是，这些隐秘之举，又是谁向于湖的王敦透露的呢？史书没有言明，可是，从王敦给王导信中的语气，大约可以判断出那封书信应该是封回信吧？

其实，仔细推究起来，晋明帝司马绍对外宣称王敦已死，除了鼓舞士气之外，似乎还有另外一种深意：王氏家族盘根错节，矛头直指王家，将使很多人顾虑重重。而如今仅仅将矛头指向钱凤，可以团结更多的人，一是北方大族力量，把钱凤描述成图危社稷的奸臣，让南渡的北方士族意识到以钱凤为代表的南方势力，有可能对整个北方侨民大族产生威胁，从而将灭王敦的行动转化成为北方大族捍卫朝廷主导权的举动；二是团结南方文化士族，历来南方文化士族与南方豪族之间矛盾重重，象周氏一门被王敦剿灭，就没有多少人对其同情。东晋朝廷一直对于南方文化士族如顾家、陆家、孔家等比较放心，而对于豪门周家、沈家比较冷落，渲染钱凤、沈充密谋倾覆朝廷，直接会威胁到南方文化士族的既得利益，争取同情和支持。因此，司马绍此举可谓一箭双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