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惨痛代价
这次永昌元年年初的王敦之变，影响甚巨。
王敦之变，导致了王氏家族权力空前膨胀。史称，王敦得志以后，更加骄横，四方贡献多入王敦府邸，地方大员都是王敦的私人，王敦以沈充和钱凤为智囊，以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为爪牙，司马睿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了。相反的，东晋皇权则降到最低点。到了这一年的闰11月10日，毫无实权的司马睿，忧愤成疾，被王敦活活气死，终年47岁。临死前，司马睿留下遗诏，请求王导辅政。
除此之外，这场事变还在很多方面影响了东晋一朝的政治走向：
一是，奠定了整个东晋时代皇权不振、重臣掌握大权的基础。王敦以讨伐刘隗、刁协为名与皇帝直接发生冲突，并打赢了这场战争，这使得晋元帝颜面扫尽，让司马睿企图打压门阀政治、恢复皇权的努力，付之东流，也让司马氏皇家艰难树立起来的尊严荡然无存。这种皇权不振、门阀统治的情况成为了东晋一朝的特色，然而，“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各个家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兴衰更迭的状况，门阀统治的最大弊病，不仅在于这些大族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左右政治，还在于，各个家族之间拉帮结派，明争暗斗，在彼此实力消长的时候，极易引发出大的矛盾和冲突。
二是，丧失了北伐的大好时机、让偏安江东逐渐成为现实。我们还记得司马睿刚刚登基的时候，四方诸侯纷纷上表劝进的盛况，当时刘琨虽然失去了并州，但是，幽州的段氏、冀州的邵续、平州的慕容傀、甚至青州的曹嶷都表示归附，虽然这些人是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但也说明了北方各统治区内老百姓的民心。然而，从318年司马睿登基以后，就与王氏家族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明争暗斗。从民族大局来看，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枢和高效率的官员体系，当然比一个政出多门、对高门作奸犯科熟视无睹的政治体制，对推进北伐事业有益得多。然而，身为宰相的王导，却忘记了刚过江东“新亭对泣”时的豪言壮语，根本不再关心北伐事业，致使北方的民心士气一点点地丧失。关于王导的历史功绩，历来争论很多，近代的一些史学大家似乎倾向于对王导做肯定性的评价，似乎没有王导，就没有了东晋的存在，甚至更是上升到了没有中华文化的地步。这的确很是离谱。我想说的是，王导的近似于“无为而治”的执政理念，在大动荡的时代，只能作为司马睿刚到江东时的权宜之计，彼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等司马睿在江东逐渐站稳脚跟以后，再施行这一政策，已经不再是为了维护皇权，而是为了维护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的大族的利益，且这种利益也是“得过且过”的利益。王导的所作所为，如果放到一个大一统的朝代，我们不仅不会将其作为名臣对待，甚至是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奸臣。也有人说，王导的苟安是审时度势之举，理由是当时北方胡人很强，南方又不稳定，没有北伐的条件。这其实是以果为因的说法，而没有详细地考察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们以太兴元年司马睿登基为基点一年一年地探究：在此之前，虽然司马睿没有组织北方行动，但是，司马睿和王氏兄弟在积极地采取一系列行动，稳定并扩大统治区：除掉华轶，吞并江州；讨平杜弢，收获湘州；剪除杜曾，全取荆州。到了318年司马睿登基称帝，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北方刘聪死亡，靳准叛乱，刘汉帝国瞬间灭亡。此时，北方势力中，只有石勒稍强，但是，也并非如几年以后那样强大——即使在数年之后，祖逖以一旅之众尚收复豫州大片土地，使石勒不敢兵窥河南。如果此时，司马睿、王导君臣上下齐心，尤其是王导舍小家，为大家，以身作则，以北伐为号召，并在北伐的旗帜下，树立起皇帝的权威，则不仅恢复故土有望，而且，内部矛盾（所谓的内部矛盾其实还是王氏兄弟一手造成的，在王敦之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论是南人还是北人，有很多的忠君爱国者）也会消弭于无形，也就没有了后来的胡人越来越强的局面。然而，可叹的是，东晋君臣在太兴年间，把宝贵的四、五年时间白白浪费掉用于内斗（而这四五年间，石勒却在马不停蹄地在逐次剪灭敌对势力，安抚民众，赢得民心）——归根结底，还是私心作崇。说到底，还是王氏兄弟拒绝交出本该属于皇帝的权力，才造成了这场内斗，使统一的可能化为泡影。从这一点来说，王导是无法望萧何、张良、诸葛亮等名臣项背的。《晋书，王导传》通篇不见多少经国奇策，倒像是一王氏家谱，而史臣最后竟将其比做诸葛亮，对于这一评价，历代史学家不少都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本人也是实难苟同。
三是，造成了绵延整个东晋时代的“荆扬之争”。荆州作为扬州的上游，既是北伐的出发地，又是威胁建康的巢穴。江南政府要阻止北方势力南下，稳定江东地区，就要重兵集结荆州要地，可是，正是这种看重荆州的做法，又会造成外重内轻的局面，这与东晋特有的门阀政治结合，就造成手握荆州重兵的大臣时常威胁中央的格局，对于东晋政府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自王敦以后，东晋一朝屡屡出现荆州强藩威胁朝廷的事情，而王敦此举就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这既是门阀政治的附属物，也是荆州地区地广兵强所致，更与王敦之变的示范效应不无关系。
四十一、元帝去世
我们上节说过，322年闰11月，也就是在王敦攻下建康仅仅半年以后，东晋第一位皇帝司马睿就去世了。
史书对于司马睿的死语焉不详，我们再无法确知详情，第二天，即永昌元年闰11月11日，时年24岁的皇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东晋第二位皇帝，史称晋明帝。晋明帝司马绍即位以后，即大赦天下，并尊自己的亲生母亲荀氏为建安君。
司马睿时代就此结束，在司马睿入主江南的15年间（自司马睿307年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到去世的322年）里，登基之前（即307年到318年）的11年间，皇位是别人的，司马睿作为藩镇一直在忙于巩固江南属于自己的统治区；登基以后（318年到322年）的5年里，司马睿的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过去虽然自己是乱世中的藩王，但是，在名义上，与王导、王敦等其他下属都还是晋怀帝、晋愍帝的臣子，虽有主从，但双方之间存在着共事关系，也很正常；但是，到了司马睿成为皇帝以后，他突然发现与王氏等大族之间的关系，应该也有一个质的变化。于是，双方围绕着是否继续“共天下”展开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内耗，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不过，对于江南的内政问题，司马睿并没有因为与王氏家族的内耗而无所作为，比较著名的，就是在江南设置侨郡，安置北方的流民，这一政策在东晋以后的皇帝执政时期，也继续保持了下来，直到桓温进行“土断”为止。《晋书，地理志上》记载：“元帝渡江，亦侨置司州于徐，非本所也。”《宋书，州郡志一》也称：“自夷狄乱华，司冀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 《隋书，食货志》称：“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正如多年以后，郗鉴在逊位表中所称的那样，当时的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由此可知，当时北方的流民南下并非如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自觉，其实，也有不少流民是被逼迫而南下的，安土重迁的古老传统，使得中国下层的普通百姓只要能勉强生存，一般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桑梓之地的，而不管统治者是张三还是李四，因此，对于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劳动力和兵员储备的统治者来说，要稳定住外来流民，既要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生活改善，又要减少与土著居民的矛盾，就要专门为他们设立经济特区——侨郡，这些特区按照流民的原居住地设置，对于侨郡里的居民政府不征发兵役和户调。这一优惠政策，无疑极大地吸引了北方人民南下，造成北方的士庶人等“奔迸流移，不可胜数”的局面。（见《晋书�6�1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