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扑朔迷离

后方不稳，这让王敦骑虎难下。

从王敦到达建康的时间分析，在梁州的甘卓拒绝与自己一起东下和湘州的司马承正式举义以后，王敦当时并没有继续行动，而是停军在武昌附近的某地。这一段时间，应该是王敦有生以来最为艰难的时刻，因为，假如甘卓继续观望，甚至被司马承拉拢过去，那么，离开巢穴的自己立即陷于东西夹击的窘境；即便是东面朝廷的部队采取守势，不逆流而上主动打击自己，如果甘卓顺汉水而下，直接占领自己的根据地武昌的话，势必军心涣散，覆亡立待。而目前，讨伐刘隗的檄文已经发出，吴兴的沈充已经行动，长久地呆在长江之上，一旦朝廷在最初的慌乱中安定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对于自己将越来越不利。

建康方面的形势，要求自己迅速东进，一战而定胜负，而后方的局势又让自己不敢放心大胆地东下，焦头烂额的王敦又该如何抉择呢？

王敦在权衡利弊以后，果断作出了两项决策，一是，面对犹豫中的甘卓，他再次派遣自己的参军乐道融前往襄阳，为说服甘卓做最后的努力，并恳切说明自己此次东下，只是为了家族的生存而除掉仇隙，别无他意。二是，派遣自己的姨家表弟、南蛮校尉魏乂，带着将军李恒、田嵩等，率军二万转兵南下，去进攻长沙，企图在司马承初起之时迅速将其扑灭。王敦的这一措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一、谯王司马承作为宗室，对于司马睿与王氏家族之间的矛盾十分清楚，也明白王敦此次东下决非剪除一个刘隗那么简单，而是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司马睿的皇权，因此，司马承以讨伐叛逆为名，高举义旗，这直接击中了王敦的要害，双方之间绝无妥协的可能。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时刻威胁到自己的后方安全，而且，也将使不少采取观望态度的官员倾向于司马睿一方，因此，王敦必须趁其弱小之时，迅速将其消灭；二、甘卓作为江南豪族，本没有多少忠君之心，加上此人总是首鼠两端，如今已经垂垂老矣，因此，虽然兵力比谯王司马承强大，但还有进一步说服拉拢的余地。况且，在起兵之初，此人也曾同意一起东下，现在即使不一同东进，只要能够保持中立就行。目前，只要后方没有威胁，以自己所部兵指建康，由王导等人在内接应，迅速控制司马睿，应该不成问题。

这就是王敦的如意算盘。然而，却事与愿违。

王敦派往襄阳的使者乐道融却有“国士之风”，他虽然身为王敦的幕僚，但是素怀忠义之心。当乐道融抵达襄阳以后，针对王敦起兵的借口逐一进行了批驳，他对甘卓说：“圣上亲统万机，并非象王敦所说的那样专任刘隗一人。如今，圣上担心有汉代的七国之乱，才割湘州给宗室，以削弱诸侯，但是，由于王氏家族专权太久，突然被分权，就感觉自己被夺权了一样。王敦这样忘掉圣恩，举兵伐主，显然是叛逆行为！朝廷对待您很厚，如果您与王敦一同反叛，岂不是有负大义！活着被人指为逆臣，死后将变成愚鬼，永远作为宗族的耻辱！大人应当假装听命于王敦，同意与其一起东下，然后趁其不备掩袭武昌，一旦拿下武昌，王敦之众闻讯以后，一定会不战自散，这样，大勋就可以建立了。”

在乐道融和邓骞两位义士的说服下，甘卓终于表示同意，他说：“这才是我的本意啊！”

然而，甘卓还是没有完全听从乐道融的话，而是公开发布了讨伐王敦的文告，巴东（四川省奉节东）监军柳纯、南平郡（湖北省公丨安丨县）太守夏侯承、宜都郡（湖北省枝城）太守谭该（此处据《晋书，甘卓传》，而《晋书，忠义传周该传》则称宜都内史为周该之叔周级，不知何故。）等十余地方官联名声讨王敦，并各自率领本部人马东下讨伐王敦；甘卓另派参军司马赞、孙双一起携带奏章，前往朝廷报告；又派遣罗英到广州约请广州刺史陶侃，同时进军。

甘卓这一举动可以说足以改变整个战局。

广州的陶侃接到了甘卓的书信，也命令参军高宝领军北上；听到甘卓即将南下的消息，王敦巢穴武昌的军民大为恐慌，四散奔逃。当时驻守合肥的征西将军戴渊首先看到了甘卓的奏章，立即快马转呈给司马睿。接到了甘卓的奏章，司马睿大喜过望之余，立即下诏加封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州、梁州诸军事，荆州牧，保留原来梁州刺史；加封陶侃以本官（广州刺史、平南将军、加都督交州军事）代理江州刺史；建康的大小官员也是一片欢呼，似乎胜利在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