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王敦之变（2）
《南齐书，舆服志》记载：“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太平御览》卷682引《玉玺谱》曰：“元帝东渡，历数帝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是白板天子。”所谓的白板天子，就是没有权威的天子。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在琅琊国之外登记称帝，依靠的就是几个大族的支持，而如今，司马睿这个没有权威的天子，想要抛弃依傍多年的王氏家族，要找回他的权威，就必须要找到足以与之对抗的另外的力量才行，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他通过注籍制度，规定所有流民都要登记；通过给客制度，明确依附大族的门客数量；采取免除流民为奴，注入军籍，为戴渊、刘隗筹得了2万军队。然而，仅仅仰仗戴渊、刘隗这2万人马，去对抗王敦还远远不够。于是，司马睿还需要寻找其他可以利用的力量。
他首先想到了江东豪族，江东豪族沈家如今投靠王敦，已无法利用，于是，他又想到了周家。可以说，周家与司马氏家族之间恩恩怨怨延续多年，从周处在讨伐齐万年时，被司马肜陷于死地为国捐躯，到周处的长子周玘受到南来大族的排挤、为刁协所轻视郁郁而终，再到任命周玘之子周勰密谋讨伐王导、刁协不果，失志在家，可以说，周处一门三代对司马氏皇族没有多少好感。如今，周氏辈分最高的只剩下周玘的小弟周札，不过此人缺点很明显：一是自以为是，二是阴险狡诈，三是十分贪财，只是周札的侄儿周筵尚继承了爷爷周处的忠义，现任太子右卫率。但是，连三定江南的大哥周玘都被刁协等人轻视，满身毛病的周札似乎更不在朝中大族的眼里，而且，几年前的淳于伯事件中，刘隗就曾经把矛头对准了时任从事中郎的周筵，这一切，也都让周札、周筵等周氏代表对于司马氏的感情复杂。因此，在司马睿起用周札为征虏将军、监扬州江北军事、东中郎将的时候，周札以脚上有病为由固辞不上任。国难当头，司马睿顾不了那么多，他指示有关部门要弹劾他，周札不得已才去赴任，还没有到任，司马睿又升任他为右将军、都督石头水陆诸军事，镇守台城外围的石头城。
除了江东的周氏之外，司马睿还想到了利用流民帅，但是，司马睿对于普通的流民帅，还是心存疑忌，因为，当时的流民队伍很多与强盗没什么两样，因此，东晋政府把刘遐、蔡豹、祖约等流民帅都安置到了长江以北，不允许他们南渡，这些大大小小的流民帅对于维持淮河防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让他们南下参与对抗王敦的战斗中，在司马睿看来，有引狼入室之嫌。而就在这时，深为司马睿信任的尚书右仆射纪瞻却给司马睿提到了一个人：郗鉴。我们知道，郗鉴是八王之乱中扬州刺史郗隆的侄子，在司马冏起义讨伐称帝的赵王司马伦的时候，郗隆因为郗鉴等子侄在洛阳而没有及时响应司马冏的号召，犹豫之间被下属所杀。洛阳沦陷后，郗鉴未立即南渡，而是与宗族乡党千余家保据峄山（邹山），受琅邪王司马睿委署为兖州刺史，三年之间众至数万。此时，因为泰山的徐龛多次反复，后赵王石勒决心除掉徐龛，他派遣石虎进攻徐龛，并多次骚扰紧邻的郗鉴所部，在东晋内斗不已、无暇北顾的情况下，郗鉴的处境显得愈加艰难。虽然郗鉴的身份也是流民帅，但是，他与其他的流民帅不同的是，郗鉴本身是士大夫，并且，在东晋名士心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这让司马睿有些许的放心，也让郗鉴南下成为可能。纪瞻对司马睿上书称：郗鉴有将相之才，过去与戴渊同时被征召，如今，戴渊等人都为都督，以资历，郗鉴与戴渊一样；以官职，郗鉴与戴渊等都是部长级别的。最后，纪瞻还说：“是以臣寝顿陋巷，思尽闻见，惟开圣怀，垂间臣导，冀有毫厘万分之一。” 虽然纪瞻力荐郗鉴“补衮职之缺”，是希望郗鉴在王敦叛乱迫在眉睫之时，站在晋元帝一边，来抗拒王敦，但是却在篇末不忘提醒司马睿征求王导的意见，也充分显示了纪瞻精于世故之处。不过，征召郗鉴南下的意见，肯定是经过了朝廷重臣的充分酝酿的。《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司马睿曾问周顗：“你与郗鉴比怎么样？”周顗回答说：“郗鉴比我有修养。”而后来明帝问到郗鉴，周顗怎么样，郗鉴回答：“周顗比我有国士门风。”（《世说新语》因版本不同将此处均写为元帝或者明帝，似乎是不对的。）不过，真正的郗鉴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多年以后，卞壶曾经这样评价郗鉴，他说：“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计较，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见《世说新语，品藻》）意思是说，郗鉴这人身上有三处比较矛盾的地方，一是对上司正直，可喜欢下属对自己吹捧；二是自身修养很好，但又喜欢计较别人；三是自己好读书，却嫉妒别人有学问——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人。
郗鉴于元帝永昌元年（322年）七月，率众辗转南下，退保合肥，彼时，王敦第一次叛乱已经结束，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关于征召郗鉴南下的决定应在王敦叛乱前后做出，而非王敦叛乱以后，在王敦的同意下做出的。虽然司马睿作出了依靠流民帅郗鉴南下帮助抵御王敦的决定，然而，时间不等人。
转眼就是322年的新年，预测大师郭璞因为皇孙司马衍出生，而请求司马睿改元为永昌元年。就在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喜庆气氛中的时候，1月14日，王敦在武昌（湖北省鄂州市，江州刺史治所）却誓师出兵了！
他上书司马睿，罪状刘隗：一是说刘隗谗邪，陷害忠良，这当然是指司马睿因之疏远王导之事；二是大兴事役，骚扰百姓，是指兴师北上之事；三是僭越过度，以黄门散骑侍郎为参军，不知何事；四是免良人奴；五是征发流人为兵；六是不同意我迎接诸将的妻子儿女；七是征发投刺王官之人为军官，造成民众愁怨；八是遥指朝廷，专权恣肆。在列举了刘隗的罪行之后，王敦接着说：自己备位宰辅，与国存亡，请求司马睿早点将刘隗杀掉，并表示，刘隗的人头早上挂在城头，我的部队晚上就退回武昌。然后举出了伊尹放太甲、汉武帝被江充迷惑的故事，暗示司马睿现在是听信谗言的昏君，最后又说，在司马睿过江之初，政治修明，等到信任刘隗之后，朝政日非，大家都说象吴国将亡的景象。沈充亦起兵于吴兴，相应王敦，王敦任命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听到自己的弟弟起兵的消息，王敦的哥哥、光禄勋王含逃出建康，投奔王敦。
.虽然双方矛盾日益尖锐，但是，刚刚过新年，王敦就起兵东下，还是显得有点突然，对于司马睿来说，他需要的是时间，一是戴渊、刘隗还是刚刚组建的新军，战斗力可想而知；二是司马承也在湘州刚刚立足；三是调发扬州流民为兵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需要时间去平复。可是，王敦恰恰选择了这个时机发难，这使得最终的结果显得更加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