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剑拔弩张

以周嵩那种张扬的性格上书，可以说，让人并不意外。然而，政治斗争中，决定取舍的关键因素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利益。周嵩与王敦的亲哥哥王含，是儿女亲家，周嵩的女儿嫁给了王含的大儿子王瑜，而王敦无子，将哥哥王含的二儿子 王应过继给自己做儿子，因此，周家与王家也是姻亲关系。除此之外，也就是在周嵩嫁女的过程中（史书没有明言是否是此次嫁女），周嵩的门客切断道路，公然刀砍过路的老百姓，并在建康左尉前来维持治安之时，又将警官砍伤，时任御史中丞的刘隗严厉地弹劾了周顗，以哥哥身为大臣教导不力而免去了周顗的官职，可以说，周嵩与刘隗势不两立。而王含也曾经因为擅自超员增补下属，任用下属不当，被刘隗弹劾，史称，“王氏深嫉之”，所以，在对司马睿亲近的刘隗和刁协上，周家与王家是存在共同利益的。不过，实事求是的说，在这场与王氏的争斗中，是司马睿首先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司马睿的行为，王导等人十分不满（《晋书，王敦传》称，“导等甚不平之”），不过，因为王导身处建康，也只能忍耐。而王敦手握六州之兵，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不过，出兵向阙毕竟是事关身家性命的大事，不到迫不得已，王敦也是不能走那一步的，因此，他上书司马睿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王敦的奏表中称，过去你曾经说过：“我与卿以及茂弘应该成为管仲和鲍叔牙那样的挚友。”我出外任职已经将近10年了，你给我的诸多教诲也忘掉了不少，但是，你说的这句话，却铭刻在心，我私下还寻思着，过去你给于的恩情不至于突然间就消失了。王敦接着说，前一段，您委任王导，不仅任命他为扬州刺史，而且还录尚书事，并且还假节都督六军，世俗之人一定会有毁谤。但是，当今所谓的王佐之才，能够超过王导的，我真是还没有见过。并且王导辅佐您多年，尽心尽力，过去那些有作为的霸王之主，何曾不与重臣有始有终！以王导之才，怎能没有过失？只要对他要求不过分，用其所长，补其所短，一定能将功补过。并且王导性格缜密，尤其具有忍耐力，有文章才能，动静咨询，将会公私得所。最后，王敦说，现在“天下荒弊，人心易动”，暗示可能会发动动乱。王敦的奏表送来以后，王导为了避免与司马睿的关系闹僵，又把奏表重新退回给了王敦，但是，王敦接到后，又一次派人送来，交到了司马睿的手中。

虽说王氏与司马睿之间的矛盾已经弄得朝野皆知，但是，要兵向建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王敦驻守着武昌，扼守住南下的咽喉，但是，在自己北面的襄阳却还住着 “远近悦服，智勇过人，”号称为“中兴名将”的周访，周访也听说了王敦有不臣之心，经常切齿痛恨，摩拳擦掌。除了周访以外，岭南还有能征惯战的陶侃，豫州还有忠义自诩的祖逖。一旦自己称兵东下，在司马睿的号召下，这些人保不准要抄自己的后路，因此，王敦开始的时候，也的确十分顾忌，《世说新语》记载，每酒后，王敦总爱吟诵曹操的乐府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边吟边用如意狠狠地敲打唾壶，把唾壶沿都打得坑坑洼洼的。王敦比王导和司马睿整整大了10岁，面对如此复杂的朝局，王敦的内心应该是矛盾的。不过，到了太兴三年，也就是320年的8月，61岁的周访因病去世了。周访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周抚，被司马睿留在建康做官，周访死后，袭爵，改任武昌太守，周抚到武昌以后，王敦把他引入自己的幕府，做自己的从事中郎，自此周抚与邓岳一起成为了王敦的爪牙；周访的次子周光，11岁的时候去拜见王敦，王敦问，你们郡有谁堪当领兵大将？周光说，没有见能超过我的人，于是，王敦任命其为宁远将军，浔阳太守。周访一死，王敦来自后方的威胁在瞬间被化解掉了。在周访死后，作为上级的王敦，就临时任命自己的从事中郎郭舒北上襄阳，暂时监管襄阳的部队，不过，很快的，司马睿就改任湘州刺史甘卓为梁州刺史，安南将军、假节、都沔北诸军，镇守襄阳，同时，征召郭舒为右丞，但是，王敦留下郭舒不遣。甘卓本非纯臣，再加上已经年老，不复为王敦忌惮。

甘卓升任了梁州刺史，就空下了一个湘州刺史的缺，在王敦看来，我顺利地让甘卓接任了梁州刺史，应该让我的人去做这个湘州刺史吧？因此，他上书司马睿，请求任命自己的亲信沈充担任湘州刺史，（《晋书，王敦传》称王敦想让自己的从事中郎陈颁去做，此处据《晋书，谯王承传》）司马睿找到谯王司马承，把王敦的奏疏交给司马承看，说：“这些年来，给王敦的职位已经够多了，可是，他还贪心不足，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承说：“陛下您不早做准备，大难就将要到了。”司马睿说：“湘州位居上游，是交州、广州和荆州三地的结合部，历来为用武之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叔父您去做湘州刺史，怎么样？”司马睿的意思当然是为了牵制王敦。司马承表示从命，不过他说：“湘州经过杜弢之乱，已经非常荒残，你留给我三年时间，我就可以率众为国效力，如果三年以内发生什么变故，恐怕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于是，司马睿任命司马承为监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这无疑是在王敦的统治区里掺上一粒沙子、订下一枚楔子，令王敦十分不快。当司马承上任路过武昌的时候，他脱下戎装去拜见王敦。王敦在酒宴上对司马承说：“大王一向是位文士，恐怕不是将帅之才啊！”司马承回答：“大人还是不了解我啊，难道说铅刀就不能一用么？”宴会后，王敦对自己的亲信钱凤说：“此人不知道害怕，故意说出大话，这正是怯弱的表现，能有什么作为？”于是，听任司马承到湘州去上任，司马承上任以后，厉行节约，十分称职。王敦担心会对自己不利，假称将要北伐，征召湘州境内所有的船只，司马承明白王敦的用意，只送去了一半。安排谯王司马承做湘州刺史，是司马睿瓦解王敦的第一步，当消息传来的时候，有人就嗅出了风雨欲来的前兆，当时的湘州主薄邓骞叹息着说：“湘州的灾祸，大概就来源于此吧。”

在安排了湘州刺史司马承以后，第二年即太兴四年，公元321年5月，也就是石勒刚刚攻下厌次、俘获段匹磾、平定河北后的1个月，司马睿下诏，将中原平民流落到扬州各郡为奴的，全部免除奴客身份，征召为兵，并取将吏的客负责运输粮草。司马睿之所以这样做，实属无奈之举。这些北来流民依附于高门大族，正如《晋书，食货志》记载应詹的奏疏上所称：“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这不仅使得中央的兵源严重短缺，而且，也造成了政府税收的大幅锐减。正如《文献通考》卷151《兵制》称：“元帝南渡，调兵不出三吴，大发毋过三万，每议出兵，多取奴兵。”相反，此时的王敦身为侍中、大将军、都督荆州、江州、扬州、湘州、交州、广州六州诸军事，力量却十分强大，形成了“枝强干弱”的局面。司马睿有了自己的心腹，也实行了所谓的刻碎之政，但是，要预防王敦叛乱，这还远远不够，于是，他就采纳了刘隗、刁协的意见，征发高门大族的奴客为兵。与之相配合，司马睿颁发了占客之令，大幅度削减一品、二品官员的奴仆田客数量，相应地增加三品以下官员奴仆田客的数量，规定：一、二品官可占佃客四十户，每低一品减少五户，而佃客按一定比例向主人交纳实物地租，不负担国家课役，佃客不自立户籍，他们的名数按规定要注入主人的户籍中。这一举措，当然直接侵害了高门大族的利益，不过，也没有拉拢住低级官吏，这是因为，东晋的户籍制度本不十分严格，官吏在规定的限额以外偷偷占有佃客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因此，这次大规模的清查活动，史称“众庶怨望之。”紧接着，司马睿于同年7月，拜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州、豫州、司州、冀州、雍州、并州六州诸军事，假节，司州刺史，加散骑常侍，以散骑常侍王遐为军司，招募军官1千人，调发扬州百姓家奴1万人组成部队，镇守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徐州、青州、幽州、平州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守淮阴。将两人调为外任，当然是以讨贼为名，不过，谁都知道，那是为了防备王敦。司马睿对二人给予厚望，部队临出发的时候，司马睿亲自到军营里为二人践行，犒劳将士，饮酒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