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全取荆州

石勒登基以后烧起了“三把火”，与之及其相似，江南的司马睿也试图烧烧自己即位以后的三把火。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司马睿登基前后，其实与王氏家族就已经疏远，过去，在司马睿周围形成以琅琊国人士为核心、逐渐向外延展的权力格局，“于时王氏为将军，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任一国之才”。（《晋书，诸葛恢传》）而如今，司马睿任命刁协为尚书令，负责政府的全面工作，军国大事只与刁协、刘隗密议，对王导极为冷淡。在刁协和刘隗的帮助下，司马睿制定了一系列整顿吏治、抑制豪强、规范纪律的措施，主要有：

一是，整顿吏治。司马睿即位以后，当即就下达了壬申诏书，诏书首先肯定了为政清净的重要性，紧接着，就指出，要对各级官吏“听言观行，明试以功，”提出了对官吏进行考核的思路。到了七月，又下发了戊申诏书，更是严厉地指出，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如果知道而不推举，要受“故纵蔽善之罪”；如果有而不知道，要受“闇塞之责。”

二是，抑制豪强。在司马睿七月的戊申诏书中，明确说明地方官的职责就是要“祗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把抑制豪强作为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的职责，置于劝课农桑之前，同时，由于豪强之所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就在于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而隐实户口，矛头也是直接对准大族豪门而来的。

三是，广开言路。318年的6月，也就是在司马睿即位后的三个月，就设置了谏鼓谤木；同年11月，有做听讼观，并下诏公卿大臣各上封事。如，陈頵上书，过去三王起义的时候，制定了己亥格的赏赐标准，不过是权宜之计，致使功小赏厚，以后要予以废除；过去为了招揽人才，对于各地举荐的孝廉等，都一律任用，现在应当进行考试或者考核，才能授官等等。又如，应詹上书提出，“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才，纳之轨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受训，然后皇储亲临释奠……”司马睿也是“深纳之”。

除此之外，司马睿还制定了一系列树立皇权、打击豪强的所谓“刻碎之政”，当然，这种“刻碎之政”，冲击了高门大族的利益，以王氏为首的大族一方面因为权势的失去，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延续西晋以来悠游的名士生活，对刁协和刘隗恨之入骨。不过，长袖善舞的王导，虽然心怀不满，但是，他还是派遣了八部从事巡行扬州诸郡，等大家回来以后，王导听取了各位从事的汇报，其他人都一五一十地汇报了地方官的政绩得失，只有王导手下的一名叫顾和的，什么话也不说，王导很奇怪，就问他：“你下去以后听说了什么？”顾和回答：“明公您做宰相，宁使网漏吞舟，为何还要去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啊！”顾和的一番话，直说到王导的心窝里，王导不禁“咨嗟称善”。因为，这种貌似大肚的无为而治的执政思想，其实起到了纵容官吏贪污、豪强兼并的目的，也正是王导所希望看到的。那么，顾和是何许人呢？顾和是江南大族顾家子弟，是顾荣和顾众的族子。《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未知名”条，对顾和之所以能够进入王导的幕府，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说的是，顾和曾经去拜访王导，可能是接见的人多了，王导有些疲惫，当着客人的面昏昏欲睡，顾和思量着如何能引起王导的注意，就对身边的人说：“我过去常常听我族叔顾荣说过王公协赞中宗，保全了江南。如今，看到丞相身体小有不安，就让我不安得直发喘。”王导此时也是似睡非睡，听到了这话，十分受用；顾和被王导任命为下属以后，一次，在王导上朝前，顾和等在门外的车边，这时大名士周顗正好去见王导，无意中看到顾和正在车子边逮身上的跳蚤，于是，又回到顾和的身边，顾和当然认识周顗了，但是，却一点都不慌张，而是继续自己的“工作”。周顗熟视顾和一会儿，指着顾和的心口，问了一句：“此中何所有？”顾和却仍然没有停止，过了片刻，他才舒缓地回答：“此中最是难测地。”这一回答让周顗对他刮目相看，见到王导以后，对王导说，此人有做大臣之才——大家不要小看了跳蚤，这一小小的寄生物，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作为名士风范的一个点缀物，以后的王猛也只是因为“扪蚤而谈”才愈显风流。顾和这种与王导天然的理念契合以及顾和本人善于钻营的性格，使其很快就被王导所欣赏，以至于后来顾和在欢宴之后竟然被允许睡到王导本人的床上。（见《世说新语，雅量》“许侍中、顾司空俱作丞相从事”条）

刁协与刘隗的所谓刻碎之政，其实就是加强皇权的一系列举措而已，史书称，两人都是“崇上抑下”，所以，王氏对二人十分仇视，其实，不仅是这两人，只要是危机到自己利益的其他任何人，高门大族也都是要除之而后快的，如《晋书，陈頵传》称：“頵以孤寒，数有奏议，朝士多恶之。”不过，刁协本人也的确有一些性格上的缺陷，“协性刚悍，与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莫不侧目。然悉力尽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这里，也有一件看似很小的事情，但足以说明当时刁协与众人的尴尬关系：《世说新语，方正》“周伯仁为吏部尚书”条，记载，周顗当时为吏部尚书，在单位值夜班，突然得了急病，作为尚书令的刁协关怀备至，招呼的很是周到，到了第二天天一亮，就把消息通知给周顗的二弟周嵩，周嵩狼狈赶来，刁协见到周嵩进门，就对着周嵩大声哭了起来，说起周顗晚上的病情，周嵩听都不听，一把推开老头子，刁协踉踉跄跄被推到门边。周嵩来到哥哥跟前，也不询问哥哥的病情，劈头盖脸对哥哥说：“你在中朝的时候，是与和峤和长舆齐名的人，怎么今天竟然与佞人刁协也有感情？”说完，扭头就走。而刘隗一直作丞相司直，也得罪了不少权贵。“时刘隗用事，颇疏间王氏，导等甚不平之”。（见《晋书，王敦传》）于是，司马睿的三把火，就在这种不温不火中烧着，而司马睿与王导之间的矛盾也在慢慢地积聚。

不过，到了319年，终于出现了一件令大家都高兴的事。我们知道，从315年王敦任命族弟王廙为荆州刺史以后，王廙一直没有到任，一直到317年，在司马睿的亲自命令下，周访率军在沌口一战大败杜曾，王廙才得以到上任。然而，由于陶侃的原部众对王廙并不服气，加上正是陶侃的原部将马攀等人的突然反叛，才使得王廙久久不能到任，因此，他到任以后，在州大肆诛戮陶侃时期的将佐，弄得人心惶惶。当时，西晋名士皇甫谧的儿子皇甫方回，也在荆州居住。此人在荆州地区有着崇高的声望，当时陶侃作荆州刺史的时候，对皇甫方回十分礼遇，每次到皇甫方回的家，离门很远就下车了。王廙到任以后，听说皇甫方回是陶侃所敬之人，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他借口皇甫方回不来晋见自己，将其杀死。王廙这一系列的举动，“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如果再任由其胡闹下去，荆州的局面将不可收拾，于是，司马睿在318年即位以后，就将自己的这个姨弟内调为辅国将军，加散骑常侍，而任命王敦兼任荆州牧（此中也有一番曲折，依照《晋书，周访传》的记载，此时司马睿已经下诏让周访做荆州刺史了，但是，王敦不同意，要自己兼任，于是才有此任）。此前，王敦已经是侍中、大将军、江州牧了，为了避嫌，王敦上书司马睿称：“州牧之号，所不敢当，辄送所假侍中貂蝉。”坚决要求推辞荆州牧的称号，司马睿敦喻一番后，也顺水推舟，听任其担任荆州刺史。司马睿内调王廙应属无奈之举，让王敦兼任荆州刺史也似乎是不情愿的，不过，我们注意到，司马睿任命王敦兼任荆州刺史是在318年的11月，而在10月，司马睿却平白无故地加封陶侃为平南将军，不久又给这位远在广州的、整天搬砖的老翁加授都督交州诸军事，让这位受过王敦伤害的人成为了岭南的第一人，其间无不显示着掣肘王敦势力的意味。王敦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后，他深知杜曾“勇冠三军”，第五綺深得江汉人心，虽然两人被周访暂时打败退缩到了武当山一带，但是，随时都有可能死灰复燃。于是，王敦对周访说：“抓到杜曾，我将保举你为荆州刺史。”周访信以为真，他激励自己的下属说：“春秋的时候，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以楚国的得臣不死为忧，如今，杜曾不死，也是祸难不已。”此时，长期在宜阳一泉坞战斗的魏该，也因为刘曜的逼迫，单骑逃往南阳，原有部众投降刘曜以后，不堪忍受压迫，又追随魏该到了新野，于是，周访联络魏该率众继续进击，经过多次战斗，都无法取胜。最后，周访命人沿山开出一条山道，出其不意，攻上山来，一举将杜曾部众击溃，生擒杜曾、第五綺等人。周访想将杜曾送到武昌王敦那里献俘，但是，在女观湖一战中被杜曾杀死的朱轨、赵诱的儿子朱昌和赵胤，哭泣哀求要报仇雪恨，周访无奈，将杜曾就地斩首，朱昌和赵胤将杜曾身上的肉乱刀切下吃掉。而第五綺等人送到武昌以后，周访对王敦说，此人是晋愍帝所任命，请求王敦手下留情，但是，王敦不听，还是将其斩杀了。

周访擒获杜曾以后，王敦的从事中郎郭舒（那位曾经跟随过刘弘、王澄等人的荆州老乡）对王敦说，荆州虽然战乱已久，但是，却是用武之国，如果给了别人，将有尾大不掉的危险，不如您自己作，周访现在的梁州就足够了。本来王敦就不想兑现自己的诺言，就硬着头皮赖账了，亲自给周访写信，并送上玉碗玉镯表示善意，周访见信大怒，把王敦送来的礼物一下扔到地上，说：“我周访难道是小商小贩，可以被宝物收买的吗！”自此，身在襄阳的周访开始暗中整军，一方面与新郑的李矩、郭默联络，恢复中原，另一方面密谋袭击武昌的王敦，周访自己手下的官吏空缺了，直接就认命了，然后才给王敦打声招呼，王敦因为顾及周访的实力也无可奈何，并且，在周访活着的时候，不敢东下建康，公然反叛。

无论如何，东晋政府在司马睿登基以后的第二年，终于收复了荆州全境，此时，王敦屯驻于武昌，周访屯驻于襄阳，再往北是因功新被任命为顺阳内史的魏该，共同驻守着江东政权的西北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