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七、宁平之屠

听说司马越的死讯，留守在洛阳的何伦、李恽等人立刻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忙忙如丧家之犬。

他们丢下晋怀帝司马炽，奉着司马越的老婆裴妃、世子司马毗一路向东狂奔，洛阳士民争先恐后地追随而去。史书记载“从者倾城，所经暴掠。”其实，此时的何伦等人已经与强盗无异。司马越走的时候，“王公卿士随从者甚众”，而这次离开洛阳的人则更多，京城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等这帮人离开洛阳以后，司马炽发诏追贬司马越为县王，出了一口恶气。本来司马越死后，是秘不发丧的，但是，司马炽的诏书泄露了司马越已经死去的秘密，嗅觉灵敏的石勒知道实情以后，立即联络王弥等人，他要趁着司马越刚死、军心不稳之时，吃掉司马越大军这块肥肉。

司马越死后，大家一起推举太尉王衍为元帅，王衍这个胆小鬼，看到四周都是大敌，生怕成为众矢之的，坚决予以推辞，他说道：“我从小都不想当官，只是随着人事代谢，才慢慢被提升到这个位置。今日之事，让我这个无才之人怎么能处理得了呢？”你王衍是太尉，本身就是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连一支部队的司令都不敢当，你能当什么呢？

大家无奈，又找到司马玮的儿子司马范，推举司马范为大将军，司马范也不敢承当。

王衍、司马范之所以如此，除了自身考虑以外，大约两人都知道，要想很好地统领司马越这支大军，是根本不可能的，原因就在于，这支名为晋帝国的大军早已经成为司马越的私人军队，部队的高中级将领也早就是司马越的亲信了，例如，《晋书，裴楷传附裴盾传》就记载，在司马越死后，“骑督满衡便引所发良人东还。”是根本不听从朝廷指挥的，这一点，还可以从以后这支大军的去向我们都能够窥探出来。

司马越率领这支大军驻屯项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一是为了讨伐石勒，二是为了就近召集兖州、豫州、徐州等地的军队，再回到洛阳保护皇帝。而如今，司马越死了，这支军队如果完不成打击石勒的任务，按照常理，本应该回到洛阳，去保护帝国的皇帝。但是，这近20万的大军（包括家属）却并没有西去，而是往东——仅仅是为了到司马越的东海封国，安葬司马越的灵柩！

作出这一荒唐决定的幕后推手，当然是那些掌握实权的军中将领，另外，此时的石勒已经攻下了许昌，切断了这支大军西去保卫洛阳的通路，这大约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

石勒立即组织轻装骑兵，日夜兼程，追击这支缓慢东去、没有主帅的大军。王弥也派遣自己的弟弟王璋领兵协同作战，终于，在苦县（河南省鹿邑县）宁平城（河南省郸城县东宁平乡），刘汉帝国的骑兵追上了这支大军。

此时的中国骑兵已经有了马镫，因为马镫而解放了双手的骑兵，在对付步兵上具有绝对的优势，过去，没有马镫的骑兵，在策马狂奔时，骑士只能用双腿夹紧马身，并用手紧抓马鬃才能避免摔下马来。有人说马镫就是石勒发明，个人还没有见到确凿的证据，难以苟同，但是，马镫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这是没有疑问的，其准确的时间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不过，在南北朝时期，马镫已经被采用。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发明的马镫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直到8世纪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现脚镫，但是它们在那里的社会影响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怀特说：‘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脚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4月戊子日，这支从沈丘走出到郸城，仅仅走出几十里地的晋国大军，面对的就是石勒的这种新式骑兵。

将军钱端领兵出战，被石勒大军击败，钱端战死，于是，部队溃散。

石勒利用四面包围的战术，用骑兵把晋军团团围住，从四面八方朝这团巨大的“人山”放箭，一时间箭下如雨，没有总指挥的十余万人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困兽，任人宰割。人们哭喊着，号叫着，奔跑着，就是冲不出石勒军的重围，互相践踏，尸积如山，晋帝国这一支最后的、也是最强大的主力部队霎时瓦解，不是被杀，就是被俘，没有一人幸免。

石勒生擒了晋帝国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武陵王司马澹、西河王司马喜、梁王司马禧、齐王司马超（司马冏之子）、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豫州刺史刘乔、太傅长史庾敳等。

奇怪的石勒，一开始并没有杀掉他们，而是让他们坐在大营的帐幕之下，耐心地询问晋帝国之所以弄到这步田地的缘故，让他们好好回忆回忆一些帝国的往事。

大家怕死，纷纷陈述自己清白，与当权派无关。王衍和司马济最怕死，也说得最多，尤其是王衍更是详尽地报告了帝国之所以走到今天的来龙去脉，清楚地分析了其中原因，主要还是强调自己是身不由己，错误也不在自己。

王衍老调重弹，声称，自己自幼就无心做官，从来不过问国家大事（这倒是实情），说到这里，石勒似乎还没有生气。

看着石勒一幅和蔼的样子，王衍乘机建议石勒早日顺应天命，登上皇帝宝座，希望借此，使自己逃过一死。

在石勒眼里，形象本来很高大的王衍等人，突然之间，叫石勒感到恶心。他说：“阁下年轻时，就进入政府，盛名传于四海，身居高官，担负重任，怎能说你从小没有做官的心意？摧毁帝国，使天下残破，不是你，那是谁？！”

说完，命令左右侍卫，把他们全部押解出去。

还有没有说上话的王公大臣，还是苦苦哀求，不愿意离开大帐。只有那位开济好施、死后被百姓立庙祭祀的楚王司马玮之子司马范，已经大步走出大帐，他神色俨然，意气自若，回过头去呵斥众人，大声说道：“今日事已至此，还啰嗦什么！（何复纷纭！）”石勒也听到了那声断喝，暗暗称奇。

等拉出这帮人以后，石勒问他的大将孔苌说：“我走遍天下，到过很多地方，还没有看见过像他们这样的人才，能让他们活吗？”

孔苌回答说：“他们都是晋的亲王、公爵，永远不可能对我们效忠。”

于是，石勒命令将诸王公卿士在野地里全部杀死，一时间血肉横飞，死者甚众。

王敦后来常说：“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顾恺之作画赞，也称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可见，王衍、司马范将石勒镇住也属正常。石勒看重王衍口齿清辨，奇司马范的神气，特意对手下说对此二人不能加之以兵刃。深夜，命人推倒屋墙，将其压死。《资治通鉴》称是把所有的王公大臣都是用墙压死的，以至误传至今，并成为共识。其实，根据《晋书，石勒载记》的记载，当时的情形并非如此：《石勒载记》详细地说明了谈话以后，石勒就命令把大多数人都杀掉了，只是因为其对王衍、司马范二人比较尊重，才没有加以兵刃，《晋书，石勒载记》的记载较为可信，也符合实情。

王衍死时年五十六岁，他临死之时，终于觉悟，说：“哎呀！我们这些人虽然不如古人，但是，过去如果不追求浮华，戮力以匡正天下，是可以不到今日这步田地的啊。”在石勒年轻的时候，曾经靠着洛阳的上东门长啸，被王衍发现，以为此人以后必乱天下，派人追杀不及，如今，王衍自己却死在了石勒的手里，也的确可叹。关于“王夷甫识石勒”这一著名的典故，以后经常被人引用。唐代的时候，安禄山丧师当斩，当时的宰相张九龄坚持请求杀掉安禄山，唐玄宗就引用这个典故说：“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其实，唐玄宗实属误用此典：因为以皇家正统的角度来说，石勒并非忠良，王衍看的也不错。而唐玄宗学识不精，没有杀掉安禄山，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梁国 统县12，户八千五百。下面所属的苦县条，称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信奉老庄、整日谈玄的王衍死于此地，大约也是死得其所了。

石勒命人劈开司马越的棺材，说：“扰乱天下的，就是这家伙。我替天下人报仇，烧毁他的骨骸，昭告天地！” 拖出尸首，纵火焚化；又将其他投降的人射杀，一下子死者十余万（这是一场空前的大屠杀），石勒多多少少想为自己的行为增添一点正义的色彩，不过继之而来的大屠杀，很快就暴露出了他狰狞嗜杀的本性；王弥弟王璋所部又将没有死的人全部烧死，把人烧死以后，当粮食吃掉……

史书对司马越是这样评价的：“匡复之功未立，陵暴之衅已彰，罄彼车徒，固求出镇。既而帝京寡弱，狡寇凭陵，遂令神器劫迁，宗社颠覆，数十万众并垂饵于豺狼，三十六王咸陨身于锋刃。祸难之极，振古未闻。虽及焚如，犹为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