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高薪养廉。泰始三年九月，司马炎下诏：“古代的明君以人的德行用爵位加以昭示，以国家收取的税收来作为俸禄，即使是下等的文化人，也能吃到上等农民的贡献，国家给予的俸禄足以使公务员出门在外奉公忘私，也能够使大家回到家里，不仅足以养活亲人，还能够对其他人施加恩惠。现在公务员的俸禄标准不足以达到从事其他行业的水平，这不是国家尊崇人才和教化臣民的根本。从现在开始，我要求增加公务员的工资。”高新制度的实行，使得晋朝的公务人员没有了后顾之忧，并且以从事公务为荣，为晋王朝吸引了大批有用的人才。在高薪养廉的同时，要求各个郡、各个诸侯国的郡守和国相要3年1次下县巡察，任务是：一是，接见县级部门的官吏，查看当地的风俗好坏，规范当地的礼仪和法律，考察地方度量衡是否准确，到乡间对于老人嘘寒问暖，要亲自到百岁老人家中拜见；二是，要点检重审监狱里的犯人，详细查看当地百姓的疾苦和地方官员的得失；三是，要教导大家崇尚教化，勤于耕作，要勉励学者，勤于思考，遵守法律，不要传播学习百家中的那些个末等的学问，查看到的好学孝顺品行高尚的人，要向朝廷举荐；了解到的品行不好，不孝敬父母，不友爱兄弟，不遵守法律的，要予以制裁。四是，考评当地官吏成绩。当地的人民困苦，农业凋敝，社会治安不好，监狱的犯人又多，官场没有规矩，以下犯上，没有礼仪的，那对这个地方就要投否定票；对于官员自身的廉政尤其是对上阿谀奉承，自家莫名其妙的有钱的，要暗中观察上报。
第三件事，颁布《泰始律》，并把死刑条款抄写下来，在全国的各地驿马车站及招待官员的官舍，广为张贴，使人民周知。还是在司马昭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命令贾充、羊祜、杜预等人参考汉律、魏律开始编纂制定新的法律，其实，根据《晋书，刑法志》的记载，参与编纂的一共有14人，他们分别是：车骑将军贾充、太傅郑冲、司徒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其中杜预承担了大量繁重的工作。这14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礼法之士，如贾充、郑冲、荀顗、荀勖等；一为玄学之士，如羊祜、裴楷等。到泰始4年，这部法律终于制定完成。就是我们通常称的《晋律》。《晋律》在体例的设置、条文的安排更为合理，用词也更确切。将《魏律》的《刑名》篇分成了《刑名》和《法例》，放在首要位置，完善了《魏律》的刑法总则部分；篇目也从十八到二十篇，丰富了内容。另外，把礼制和法律进一步融合，礼的内容有的直接写成了法律条文；设立了“杂抵罪”，成为后来官当的雏形；《晋律》还第一次正确区别了律和令两个重要法律概念，把法律解释为定罪量刑为主的法典，而政令则解释为规定国家制度的法典。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晋律》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研究法制史的学者认为：西晋时期，确立律、令二分，并建立纳礼而入律令、违礼令而入律原则，这是律令制度发展的一大突破，借助“令篇”展现儒学思想。陈寅恪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关于西晋时期编修律令呈现儒家化一事，今日已是学界共识。是此说的代表。
《泰始律》颁布以后，据《晋书．贾充传》记载，司马炎下诏说：汉氏以来，法令严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间，咸欲辩章旧典，删革刑书。述作体大，历年无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于密网，亲发德音，厘正名实。……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宽禁简，足以克当先旨。——说明了晋律是崇尚刑宽禁简的儒家思想，而不是曹魏刻薄深文的法家思想。
并且杜预认为，法律不是讲道理的书，而是官吏的量刑标准，因此，要简明扼要，言简意赅，叫人一看就明白，老百姓也不容易违犯。所以，《泰始律》只有2900多条，12万多字，《隋书·刑法志》称赞它“实曰轻平，称为简易”。
法律颁布以后，司马炎还带头开始了学习法律的活动，还是让玉人裴楷在朝堂上逐条朗读，由司马炎亲自讲解。与学习法律相互配合，司马炎带领全体朝臣承包了1000亩土地，亲自耕作，——当然是姿态了，以显示重农务本；同时，大赦天下，与民更始。要知道，在前此一年，册立皇后和太子的时候，司马炎还没有大赦，可见其重视法律的程度。
后来，张斐、杜预还对《泰始律》进行了注释，张斐的叫《律解》，杜预的叫《律本》，使这部法律更加容易理解，便于操作，经过司马炎的批准，这两部注解与法律具有同等的效力，因此，《泰始律》又叫做张杜律。
第四件是，妥善处理了淮南事件。 这次事件与大名鼎鼎的石苞有关，从诸葛诞叛乱以后，石苞于259年接替王基，镇守寿春，迄今十年，士马强盛。当时，在淮南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谣言，说是：宫中大马几做驴，大石压之不得舒。当时的淮北监军是一个叫王琛的人，此人是高门望族，应该不是太原王家就是琅琊王家，历来看不起石苞这样寒门出身又位高权重的人，王琛就给司马炎写密信，诬陷石苞和吴国交通。正巧当时宫中的预言家告诫司马炎说：东南方向将遭遇大的兵灾。
而此时的魏吴关系经历了短暂的和平，又恢复了往日的不来往状态。在263年司马昭平定蜀国以后，由于国内平蜀之役耗费巨大，造成公私俱竭，司马昭否定了邓艾休养一年顺势平吴的想法，主动派遣吴国降将徐绍、孙彧到吴国和好，刚刚登基的孙皓就腿搓绳，到第二年派遣光禄大夫纪陟（其子纪瞻后为司马睿重臣）等人回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等纪陟等人逗留洛阳的时候，正赶上司马昭去世，到265年的11月才回到吴国，从此魏吴两国进入和平年代，但是好景不长，知道了司马昭去世，作为和好的邻国理所应当的需要吊唁，于是孙皓在泰始2年3月又派遣了张俨、丁忠来吊唁，可是等丁忠回来却对孙皓汇报说，司马炎刚刚即位，中原防备空虚，尤其是弋阳（河南省潢川县），可以轻易袭取。”孙皓就询问文武官员的意见，镇西大将军陆凯说：“北方敌人新近吞并巴蜀，派人前来我国求和，并不是求我们援助，只是为了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敌人势力正强，而我们竟想侥幸胜利，恐怕看不到利益。”孙皓虽不出兵，但也从此跟晋王朝断绝邦交。也就是说双方仅仅和好了一年时间就又断交了，而断交的原因在于孙皓。
到了泰始4年，中原发生了大的水灾，受灾地区主要包括青州、徐州、兖州和豫州，吴主孙皓感觉是一个出兵捞取好处的好机会，准备出兵北伐。而孙皓想好兴兵的消息立刻被晋国边境将领探查，并报告给了司马炎，当时荆州州长胡烈报告了此事，而石苞也风闻孙皓的企图，开始动员部队和民工构筑工事，建设堤坝蓄水，加强防备。
石苞的一系列行动不能不引起司马炎的高度警惕，前有监军的密报，后又有你自己的行动，还有即将有吴国采取行动的消息，难道你石苞真的要和孙皓联手图谋不轨？
司马炎找到了自己的心腹羊祜，征求羊祜对这事的看法，羊祜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吴国要入侵，每次都是东西一起出动，没有理由只在西部的荆州出兵，也许石苞也探听到了什么消息做对敌准备工作，怎么能从石苞这一点上就认定他要叛乱呢？
但是，决策人不同于参谋人，他要的是全面排除，因此，司马炎还是有点疑惑。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司马炎传石苞的二儿子当时担任尚书郎的石乔上殿问话，可是左等右等，等了好几天石乔就是没来。——司马炎对待大臣是很宽松的，平时不怎么强调纪律，估计石乔这小子那天又早退，逛街或者是和妹妹压马路去了（因为《晋书》记载石乔还有秽行……）。另外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在宫中和尚书省里讨厌石家的人根本就没有通报！
司马炎认定石苞必反。于是，命令自己的堂叔叔义阳王司马望率领大军前去淮南征讨石苞，并派遣另外一个堂叔琅琊王司马铀从山东回师寿春，并下密诏说：“石苞没有能力判断敌情，竟擅自兴筑城垒，阻遏河水，骚扰人民，予以免职。”
对于石苞而言，一切情况表明自己即将成为第二个诸葛诞，凶多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