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单独和皇帝在一起的时候，刘晔责怪皇帝曹睿说，“这是军国大事，怎么能到处乱说呢？军国大事就是强调一个保密，您老问问这个，问问那个，蜀国不是知道了吗？”

出来又对杨暨说，“钓大鱼，可不能直接就拉，得顺着他，等他慢慢顺从了，你再把他从河里牵上来，人主的威严，不是比大鱼还厉害？”（你怎么能逆着皇帝的意思说呢？）言外之意就是还是要给自己留一手！

刘晔啊刘晔，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都不知道祸从口出的道理？

您老的话，一方面把全部朝臣放到你自己的对立面——皇帝和我们商量这事就要走漏消息啊？您和我们也留有一手啊，以后谁还和您老交心啊，不仅不和你不探讨大事了，以后私事也拜拜！

另一方面，把皇帝也耍了——把皇帝比作你钓到的大鱼，你还是一个优秀的渔夫？你说的都对，但是，总不能这样损人吧？把皇帝的智商看得那么低，你还有好果子吃吗？

所有的大臣对你的才华、地位、皇帝对你的宠爱都嫉妒死了，你竟然还这样说话？有病？

果然，有近臣（极有可能是杨暨）对皇帝说，刘晔不忠——他总是窥探皇帝您的意思，顺着你的想法，再说出一番道理，根本不是他心里话，不信您试试，每次都把您真心想法隐藏起来，正好说相反的意见，您看看刘晔是不是还是赞成？

结果不出所料，皇帝反着说意见，刘晔也跟着附和，皇帝笑了，你真不可靠，领导不在乎你说的对不对，也不在乎是有没有能力，甚至不在乎你的私生活，但是绝对在乎的是你是不是说的心理话，是不是在玩我，是不是言无不尽。

这次，刘晔上当了，这个当上的大了——从此失势，很快死去。

根据负负得正的道理，过去曾经被刘晔中伤的一个人迅速得到了明帝曹睿的信任——尚书令陈矫。

在曹真、张郃相继去世以后，曹睿很忧虑帝国的安危，不知道能托付何人。

按道理说替补的应该是司马懿了，但是，这人总是那么鬼，实在是拿不定主意。

一天，他先设定了一个大前提，（其实正是对这个大前提没把握，才有此问的）问陈矫：司马懿很忠贞啊，你看能不能称作社稷之臣，能不能委以国家重任呢？

陈矫的回答直接了当，切中幂樱核韭碥彩浅⒌南Ｍ腿送ê苡腥寺觯┑牵遣皇巧琊⒅迹芊裰艺晡┠俏一共恢馈�

陈矫的评价应该对皇帝的影响很大。

皇帝本来对你司马懿也就不放心，总感觉把握不住你。

你看，这样知名的大臣也都这样说你，可见你有问题！

不仅是汉代、三国、晋朝，就是在当今社会，别人，尤其是名人对你的褒贬，也会对你的成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更何况在那样的重视清议的时代呢？

明天，我们就趁着诸葛亮再次打来的几年间隙，说说汉代对人物的品评吧。

因为，这和九品中正制度、清谈、晋代的士大夫风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10、清议和察举

考察中国古代的舆论表达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击鼓鸣冤。主要是民众就涉及自身具体的事件向各级官吏进行表达。

二是，民歌民谣。主要是民众就一些普遍的社会现象表达意见。

三是，臣子谏诤。官方自身的监督和纠错制度。

四是，乡校清议。《子产不毁乡校》上就是，主要是下层知识分子议论朝政得失，属于非官方的批评。因为清议参与的大都是知识阶层，所以比民歌民谣看待问题更为深刻；也由于讨论的大多为“形而上”的问题，所以比击鼓鸣冤之类的就事论事更理性；因为属于民间的讨论品评，自然与臣子谏诤更多的自由度。和前三者比较起来，显得更为超脱，也更能代表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趋向。（一般情况下）

正如《红楼梦》“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那样，汉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的士人就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最高的理想：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在汉代，儒家学者空前绝后地高尚和纯粹，同时，社会上形成了品头论足的浓厚氛围，强大的舆论逐渐成为一个无形的政治势力，这都使汉代的士人高度重视品格的修为，除此之外，个人认为形成这种现象还由于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全社会强调道德的力量造成的：当时的官吏选拔是选举征辟，有社会舆论的清议才能被征召，常出现因为一言之评而出将入相，反之，罢职丢官。这种任用办法其实是把官吏的选拔建议权完全交给了社会，往往使敦厚而且真正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到政府各级部门，那你说了，那也难免出现虚伪做作的人被误选吧？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虚伪着做善事，那你是说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因为，汉代的清议追随你一辈子，不是你当上官了，就没有人再品评你了。因此，士人和官吏对于公众意见十分敏感，非常谨慎地行事，为了在赢得朝廷的赞誉和避免遭人耻笑。因此，顾炎武对清议的作用评价很高，他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日知录·清议》)

举个例子：《后汉书》记载：“冀州名士崔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于是声誉衰减”。过了许久,他深感不安,问他的儿子：“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崔钧答：“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崔烈又问：“何为然也？”崔钧回答：“论者嫌其铜臭。”

这种无形的力量避免了后代科举制度的只重才能的弊端。顾炎武《日知录，清议》：“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至于清议到后来出现官官相护，彼此吹捧的现象，又当别论。）

真正使“清议”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的肇端，还在于东汉桓灵二帝时期出现的两次“党锢”事件。

当时的昏君上梁不正，“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任用小人——外戚和宦官，小人之间相互倾轧，朝堂上的第3股势力——正直的大臣势力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同时，政以贿成，士人失去了进身之阶，在野的士人与当朝大臣合流，激扬名声，非议朝政，清议由原来的察举举士，演变成为党人之议。当权派组织反扑，将在职的大臣销职，更加使在野的士人围绕在销职的大臣周围，成为真正意义上庞大的在野党。巨大的政治压力，也使得清议朝两个方向分化：一是继续入世，二是选择遁世，后者为魏晋源远流长的清谈、谈玄开了先河。

因此，我感觉汉末的清议分成几种形态：

一是，品评人物，传统形态。到晋代逐渐从汉代的品评人内在德操，（如许劭评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变为注重人的外在风神（如说某人风神俊朗等等）。

二是，评价朝政，党争形态。到晋代高压状态下，基本绝迹。

三是，清谈务虚，遁世形态。到晋代出现竹林七贤，到东晋形成士大夫不理事务的普遍风气。

11、九品中正制（1）

说到九品中正制，就不能不说到一个人——陈群。

陈群，许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