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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元载之死

从唐玄宗的天宝年间开始，大唐皇帝就开始重用奸臣了，直到大唐帝国灭亡，这种习惯一直也没有改变。

唐玄宗时代，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都是大奸臣。这三个人有多坏呢？因为他们的存在，所以人们再看高力士那种死太监，都觉得，他实在是一个大好人。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没有这三个大坏旦，高力士不论表现有多好，肯定也是一个反面人物，因为太监没有小鸡鸡，他肯定邪恶变态啊！

唐肃宗时代，皇帝一直是信任李辅国、鱼朝恩两个死太监。

唐代宗上位后，开始信任程元振、鱼朝恩、后来信任元载，都是标准的大奸臣。至于后来的大唐帝国，权力核心就是由四个大太监控制着。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四贵，其它人再牛，也在他们的阴影下存在。

郭子仪很牛，郭子仪一直在猜忌下生活，郭子仪之所以混得越来越牛，绝不是简单的因为皇帝信任郭子仪，而是因为郭子仪实力太大、技巧太高，所以皇帝对他充满猜忌，也只能忍着。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皇帝为什么总是信任奸臣呢？

在传统史书中，千篇一律的回答，自然是皇帝糊涂，所以才信任奸臣。其实呢，皇帝信任奸臣，通常都是精心计算后的结果。

总的来说，社会资源就好像一块大蛋糕。哪个人（群体、集团）也想分到最大、最好的一块。当然了，大家都是文明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各说各的理，而不是简单的比谁的拳头大。

地方藩镇自然也想把最多的资源控制在自己手里，只是因为他们权丧失了话语权，我们总感觉他们这样做，就是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玩割据。其实呢，他们在追求相关利益时，也是开口闭口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

最简单而言，民国历史资料保存的相对完整，所以只要我们各种割据势力对抗中央政府的言论、理论，自然就会知道，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都是为了国家人民，绝不是为了自己。恰恰相反，中央政府一心削藩，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邪恶的欲望。当然了，在这种言论中，我们难免会感觉，如果中央政府削藩成功了，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无法保障了！

中央政府自然也想把最多的资源控制在自己手里，只是因为他们丧失了话语权，所以我们难免会觉得，他们这样做，就是传说中的横征暴敛，就是为了自己过腐败的生活。

其实呢，中央政府在这样做的时候，肯定也是开口闭口的为了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比如，为了削藩、为了平叛、为了对抗外敌，我们只能让老百姓再勒紧裤腰带过几年苦日子，总而言之，大家对此千万不要有抵抗情绪，因为我们现在苦一点，等中央政府政令统一了、等国家稳定了、消除了外患，大家就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了。

对于他们这种言论，只要中央政府不能强有力的控制话语权，普通老百姓肯定会告诉他们，你们少扯淡吧！更会用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不满。

所以，大明帝国面对满清入侵，不能阻止遍地农民起义；民国时代面对小日本蚕食鲸吞，不能阻止遍农民起义。

奸臣在这种资源争夺战中，他是最大限度的站在皇帝一边，然后在此基础上让自己获得最多的利益。

忠臣之所以是忠臣，显然是因为他总有意无意的站在皇帝的对立面，总而言之，他们劝说皇帝的话，通常都是这样的。那就是皇帝应该少收税、甚至应该不收税，还应该给老百姓多发补贴；再总而言之，皇帝应该以德服人！

而奸臣呢？做事显然与此相反，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为政府弄来更多的赋税；而且在管理上，他们从来不相信什么以德服人，而是相信苛刻的管理制度。

没有当老板（皇帝）的时候，谁也容易认同忠臣的理论。但是真的当了老板（皇帝），谁也更容易认同奸臣的理论。事实上，安史之乱之后，人一旦坐在皇帝的位置上，就容易有昏君的倾向，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这就好像，你是老板，一个经理人天天就是告诉你应该给工人多发奖金、给工人多放假、给工人更好的工作条件、让工人在没有压力中工作，并且告诉你这样才能把公司管理好。

另一个总经理则是天天告诉你如何给工人制造最多的压力，而且如何控制他们无法偷懒、并且用最小的成本让他们干最多的活。并且告诉你，只要这样，才能把公司管理好。

你会认同哪种理论呢？

总的来说，皇帝的身份和老板一样，军政长官就如同各级经理人一样。至少他们的利害关系大致是一样的。

当然了，老板通常不会当恶人的，所以恶人永远由前面的经理人来出任。

元载就是这样一个经理人，他永远在前排当恶人。因为这是涉及切割蛋糕事，他总会得罪很多人，因为你动了谁的蛋糕，谁也想操你大祖宗。关键是，他手里握着切蛋糕的刀，永远会把最甜美的那份奶油揩走；人们更会想操他大祖宗了。

皇帝既然不想当恶人，就得装出一副老年痴呆的样子，或是装出一副甩手掌柜的样子。总而言之，所有的一切，都是坐在前台的那个执政官弄出来的；换而言之，这个执政官一直是背着皇帝这样干的，如果皇帝知道他这样胡折腾，肯定会管他的。

问题是，你真的向皇帝告这个执政官的状，皇帝第一个想收拾的人，就是你！因为你这样做，皇帝应该怎么做呢？

你天天向皇帝告状，是不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个执政官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皇帝背后强有力支持的结果啊！你这样做，不是明着逼皇帝当恶人吗？

为了避免当恶人，唐代宗想出一个天才的方法，那就是以后任何上奏的内容，先让元载看后，再拿给他看。这样一来，任何对元载不利的奏章，肯定无法无法送到皇帝的案头了。关键是，敢写这种奏章的人，肯定会受到元载的打击。[注1]

但是，元载的结局，显然不是很好。因为他后来被代宗皇帝清理出局了。

奸臣之所以会被皇帝杀掉。通常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卸磨杀驴，毕竟皇帝一直重用某个奸臣，多少好说不好听。所以在适当的时候，皇帝需要拿奸臣的人头刷刷自己的人气。

另一个原因，就是奸臣一言一行可以左右大局，一言一行没有人敢不服从，难免会有点认不清自己的。皇帝需要一个永远驯服的、无条件服从自己的前排经理人。总而言之，不管你在外面权势有多大，也不管皇帝对你多好，你面对皇帝，也永远得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你需要时刻捕捉皇帝的喜怒哀乐，并且做了明确的、正确的反应。否则，皇帝难免会感觉你越界了。

从某种意义上，元载、鱼朝恩都是大唐急速变革时，皇帝需要让他们出来镇场子的恶人。

而当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后，就需要淘汰出局了。

以后，帝国的类似的恶事，通常就开始制度化了；换而言之，邪恶化身的宦官，控制决策、禁军、经济权力已得到了制度的保证，在这种背景下，根本不用什么著名的大奸臣，各种看似倒行逆施的事，也都能贯彻下去。

唐代宗上位后，真正困扰大唐帝国的问题，并不是所谓的安史余孽，至少唐代宗是如此认为的。

所以平定了安史之乱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被皇帝砍来砍去的，都是砍那些安史之乱中的大功臣。在此过程中，来瑱死于非命了，仆固怀恩、李光弼无法善终了；郭子仪能过关，是因为郭子仪一代太极高手，与皇帝暗战不断，却始终是斗而不破。

唐代宗之所以这样做，大约是因为唐代宗知道，真正困扰帝国的问题，绝不是河北藩镇，只要中央政府能把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军权、财权控制好了，平定河北叛乱并没有什么难度；反过来说，如果中央政府不能把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军权、财权控制好，一味急于削平河北的藩镇，无非是扳倒葫芦起了瓢罢了。

帝国中央政府与河北藩镇的稳定关系，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十多年，因为一件事打破了。

话说，安史之乱结束十多年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竟然率军把昭义军区兼并了，这种事，严格意义上就是触犯天条的事，因为这是大唐帝国中央政府的底线所在，事实上，藩镇割据一直不能真正威胁大唐帝国的统治，就是因为没有藩镇敢随便越过这条线，所以藩镇割据一百年，也没有一个藩镇大佬能统治者一个省的地区，河朔三镇牛了半天，也是三四个、甚至四五个大佬共同控制一个河北省。

看到魏博田承嗣敢越过这条底线，唐代宗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于是中央政府与河北藩镇的战争，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再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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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元载专权，恐奏事者攻讦其私，乃请：“百官凡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奏闻。”仍以上旨谕百官曰：“比日诸司奏事烦多，所言多谗毁，故委长官、宰相先定其可否。”

[注2]：刑部尚书颜真卿上疏，以为：“.天下之士从此钳口结舌，陛下见无复言者，以为天下无事可论，是林甫复起于今日也！昔林甫虽擅权，群臣有不谘宰相辄奏事者，则托以他事阴中伤之，犹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傥不早寤，渐成孤立，后虽悔之，亦无及矣！”

[注3]：载闻而恨之，奏真卿诽谤；乙未，贬峡州别驾。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