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只要我们明白这层意思,自然就会知道,利益最大化并不是简单的要远离艰难、困苦、危机、死亡。因为许多的利益最大化,就是与此并肩而行的!
是不是说得有点远了。我们书归正传;再顺着马嵬兵变说起。
到此为止,唐玄宗的权威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第一、帝国宰相死了,并不是皇帝下的命令;而是愤怒的军人先斩后奏、强迫皇帝追认合法的。
第二、皇帝最心爱的女人死了,是大家胁迫皇帝做出的相关决定。
这些,其实都是小事,更大的事还在于,皇帝做出向西南战略转移的决定,也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在这种背景下,太子竟然拒绝和皇帝一块南行了。
太子这样做的理由,摆在桌面上,那是非常充足。因为现在帝国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我们竟然连敌人的影子也没有看到,就逃到川蜀地区,这无论如何也说不下去啊。总而言之,我们应该留在北方,继续率领大家与叛军作战。
但是基于隐秘的权力博弈,显然是太子想趁乱夺权了。
面对太子这种行为,唐玄宗自然是非常生气。
但是经过简单的思考,唐玄宗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
从安禄山叛乱后,唐玄宗那是一输再输,输了又输了,输到现在,反而没有什么包袱了。
此前,唐玄宗背负的东西太多,因为他不想丧失皇权,而且也相信自己可以一直拥有皇权,所以他一再挣扎、各种怪招出尽了。
但是输到此时,唐玄宗反而轻松了。因为从目前的情形去看,唐玄宗怎么努力,也无法夺回皇权,在这种背景下,任何挣扎似乎都是徒劳的,而且会让自己输得更惨。
此时,也许是一种绝望的状态,但它反而让唐玄宗更清醒了、更能以大局为重了。
有时候,人之所以会做出各种脑残弱智的行为,主要就是因为他手上抱的坛坛罐罐太多,在这种背景下,他顾虑太多、私心太多。而当这些坛坛罐罐突然打碎时,他的顾虑就会少了,私心也少了。
读史者在评论历史时,容易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就是因为读史者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所以评论历史时,总是很容易抛开私心杂念,更容易以大局为重。但是历史当事人,显然很难做到这一点。
这就好像大家坐在键盘前,说起国家、民族、社会、百姓、正义、公理时,那都是气吞山河。总而言之,为了这高大上的一切,我们应该这样,我们应该那样。问题是,真需要他们牺牲现实利益时,就是为了几百大毛的利益,常常也会让人们把最自私最软弱的一面暴露出来。
唐玄宗前一段时间,之所以看起来昏招百出。主要就是因为他不想丧失皇权,而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
而为这个目标努力,他需要考虑的敌人,就实在太多了,多的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
而现在,输了又输,输的快山穷水尽了,他反而变得轻松了。
在这种背景下,唐玄宗终于恢复了一个大政治家应该有的胸怀、心机。所以他听到太子擅自北上的消息,并没有追究太子的责任,相反还对太子这种行为,给予了适当的肯定,并且又给太子送过去两千兵马。[注4]
这两千兵马,说起来实在不多。问题是,唐玄宗是偷偷转进的,所以身边的兵马恐怕也就三五千人。唐玄宗最后转进到成都时,各色人等都加起来,也就一千三百人。[注5]
从这层意义上,唐玄宗几乎是把多一半带走的家档,都送给了太子。
唐玄宗现在的意思很简单。
总而言之,帝国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父子必须得同心同德;所以我们虽然存在矛盾、竞争,但是始终是最亲近的人,希望我们能一直精诚团结下去。
后来,唐玄宗听到太子西北继位的消息,依然是默认了这种事实,并马上追认它的合法性。[注6]
从这层意义上,大唐帝国中兴,表面上是因为太子北上力挽狂澜实现的。
实际上,这是因为皇帝、太子之间的暗战相对结束了,至少没有从前那样势如水火了。而皇帝、太子的暗战相对结束了,中央政府与西北军的矛盾,相对也没有从前那样尖锐了。
以前的西北军,一直蠢蠢欲动,无非就是想重新改组中央政府,而现在的中央政府,显然已彻底重新改组了。
奸相杨国忠,被失控的军人杀了。
唐玄宗时代的其它高级官员呢?大部分都留在长安城,当伪政府官员了。
现在的大唐中央政府,是一个以唐肃宗为代表的全新中央政府;而且西北军在新政府中拥有巨大的权力地位。最经典的就是郭子仪、李光弼等人,在新政府中的地位,一时高得都有点不能再高了。因为当时的唐肃宗都发愁的说,现在郭子仪、李光弼权力地位高到这种地步,如果他们收复两京后,我拿什么封赏他们呢?[注7]
既然中央政府与西北军的矛盾不再尖锐,剩下的事,相对就比较好办了。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在西北战场上的优势,变得那是越来越大。
最后,唐肃宗吹响了冲锋号,组织起了大规模的反攻,仅仅一天时间就攻克了长安城;又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把洛阳城也收复了;在此基础上,中原战场也开始全线反攻,于是叛军开始纷纷投降。
到此为止,安史之乱似乎就要结束了。
但是很不幸,因为安史之乱只是似乎要结束了。因为随后不久,这场叛乱就死灰复燃了。
如果叛乱就此结束了,严格的说,就不叫安史之乱了,而叫安禄山之乱了,因为史思明实在不是主角。但是叛乱死灰复燃时,史思明就成了主角,而且史思明领导的叛乱,时间更久!
叛乱为什么会突然又死灰复燃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绝不是唐玄宗猜忌西北军,谁坐在皇位上,也会猜忌西北军的。
所以眼看着叛乱即将平定,唐肃宗也开始大玩怪招了。于是,大太监鱼朝恩开始节制郭子仪、李光弼等军方大佬了。
这样一折腾,军方大佬在关键时候不集体拉稀,那才叫怪事了。
但是即使到了此时,大唐皇帝依然不放松对西北军的控制;于是郭子仪竟然被皇帝解除了兵权,一直赋闲在家;而李光弼最后竟然一步步走向了叛乱的边缘;至于仆固怀恩更造反了。
这些都是后话,这里说到这些,只是希望大家知道,安史叛乱之所以无可抑制,仅仅是因为唐玄宗不会真正信任西北军,其它大唐皇帝也不可能真正信任西北军。
只要皇帝与西北军的矛盾缓和了,吊打安史叛军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西北军从数量、质量上绝不逊色于安史叛军;更主要的是西北军背后有强大的帝国机器给源源不断的输血。
我们通常总认为,如果没有马嵬兵变,如果太子没有北上,大唐就灭亡了。
其实呢,太子北上,只是让太子提前上位了;如果太子跟着玄宗南下,以玄宗的长寿,恐怕真能把太子熬死了。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没有太子北上,那安史之乱如何平定呢?
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去看,如果没有意外,太子随玄宗南下成都,玄宗坐镇成都指挥,一样可以平定安史之乱的。
欢迎大关注下一节,如果太子没有北上
[注1]:是日,百官犹有入朝者,至宫门,犹闻漏声,三卫立仗俨然。门既启,则宫人乱出,中外扰攘,不知上所之。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库。
[注2]:上过左藏,杨国忠请焚之,曰:「无为贼守。」上愀然曰:「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
[注3];上过便桥,杨国忠使人焚桥。上曰:「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
[注4]:上总辔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状,上曰:“天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且谕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辅佐之。”又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
[注5]:庚辰,上皇至成都;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注6]:癸巳,灵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丁酉,制:“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
[注7]:上谓泌曰:“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