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7】 魏晋风度（下）

如果我生在中国，我将成为一个书法家，而不是画家。

——毕加索

书法，毫无疑问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其他文字也有书法，但从境界论，不可与中国书法相提并论。

可就是这样一种专门书写汉语的艺术形式，因何能得到跨文化的赞誉？

如果我们理解书法，自然会明白，作为一个对抽象艺术有着深刻理解的大师，毕加索说出这样的话，一点都不奇怪。

从美学角度看书法，说穿了无非两个方面：结构美和线条美。

书法的结构美，其实是极具哲学意味的。因为它是一种简化到极致、也精炼到极致的结构美。

因为它只有两个元素，黑与白。

换句话说，书法其实是一种”有无相生“的艺术。

一张白纸，是为无。落笔成划，是为有。每一个字，都由笔划和空白组成。美，就从这里产生。扩展到整幅字中，字的连接、排布，行间的间距，四边的留白，都是关乎艺术效果的重要因素，本质也同样是黑与白、有与无之间的关系而已。

从这个角度，甚至可以说，书法和围棋，中国文化中这两大重要元素，其实是大有相通之处的。

自八卦和《周易》而始的阴阳观念，早已深入到中华文明的骨髓之中，早已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角落。

在结构美的基础之上，一支抑扬顿挫、八面玲珑的毛笔，为书法赋予了线条美。

从哲学上说，线条美的加入，等于为书法加进了一个维度，使它由一种空间的艺术，拓展成了一种时空的艺术。

当我们欣赏那些或潇洒飘逸、或古拙沉厚的线条之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书者手中的笔，在纸面上上下翻飞、左右徘徊。线条的粗细轻重、平直圆转，记录下的是书写的每一个瞬间。

而凝聚在这些瞬间里的，是书者的心灵。

展开任何一幅书卷，扑面而来的都是一股独特的气场。虽未必真的“字如其人”，但至少是那颗独特的心灵，在书写的那个时刻，在纸墨之间，投下的一个有生命的影子。

那么在魏晋时代，一颗颗激烈跳动着的心灵，当然不会什么都没有留下。

书法，在此时迎来高丨潮丨。

整个中国书法史上最为重要的两位奠基人，登上历史舞台。

第一位，是曹魏重臣，钟繇。魏文帝曹丕在位时，曾位列三公，身份显赫。灭蜀名将钟会，正是钟繇的小儿子。

但所有这些荣耀，跟他在书法界的地位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书法上，他无疑是一位开宗立派的人物。

秦汉时期，书法以篆隶为主。这两种字体，其实更适合写在金属或者竹简上。随着纸的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字可以写得越来越自由，新兴的草书已经有了取代它们的趋势。

所谓“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艺术性显然要好得多。再这样下去，篆隶该沦落为公文专用体，眼看要与艺术绝缘了。

正当此时，钟繇横空出世。他将隶书改造成另一种形式，以其独特的美长久地保留在了书法艺术之中。这种新字体，便是楷书。

跟结构和线条都相对单一的隶书相比，楷书所能表现得内容，就丰富得多了。“云鹤游天”、“群鸿戏海”的感觉，隶书是无论如何都表现不出的。

一种厚重而又不失灵巧的精神，被注入了楷体之中。影响着其后两千年的书者们。

（待续）

【308】 佛道盛行

宗教，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我们在书中最开始的部分，就详细地论说过宗教产生的原因。

在这个困难重重、危机处处的世界里生存，为了摆脱内心的恐惧，为了满足心底深处对安全感的需求，每个人都需要一样精神支柱。宗教，总是最容易找到的一种选择。而且，世事越艰难、越看不到希望，人们也就越依赖宗教的支撑。

曾经，强大的罗马和安定的汉王朝是不大需要宗教的。凭借着帝国高效的法律、政治和军事体系，那里的人们很少需要担心下顿是否吃得上饭，或者家园是否会突然被恶人劫掠。他们只要听统治者的话，相信统治者让他们相信的东西，就总可以放心地生活下去。生活仍旧会有困难和痛苦，但多样的娱乐方式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使得他们总可以在精神上找到慰藉，从而捱过生命中的黑暗时光。

然而，当帝国大厦将倾，更黑的黑暗降临的时候，人们就开始迷茫了。他们曾经尊敬、崇拜、依靠的东西，被打败了，不见了，你让他们怎么办？

百余年前，我们在江河日下的罗马帝国里，见证过基督教的兴起。

如今，我们在五胡脚下的王朝废墟中，看到了佛教和道教的盛行。

前文描述过，佛教虽于东汉初年已经传入，但直至上个世纪末才真正兴起。

在这场大乱世中，佛教传播得异常迅速。5世纪初，又有几位著名的佛教高僧，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第一位，就是我们前文提过的法显。399年，他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穿越大漠，取道西域到达印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到海外取经的佛教高僧。而且，由于印度人不喜欢记录历史，法显写成的游记《佛国记》，也成了记载笈多王朝最重要的史料之一。这一趟西行，对中国和印度有着双重意义，真可谓不虚此行。

第二位，是释道安最得意的弟子，慧远。

对于慧远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他创建的一句四字真经，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便是“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是梵语的音译，意为“无量寿”。这位无量寿佛，在佛教体系中掌管西方极乐净土，本是五方五佛之一。但慧远创立的佛学体系，专门崇拜阿弥陀佛，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修行目的，也自此创立了一个影响极其深远的佛门支派——净土宗。口念“阿弥陀佛”，便是净土宗修行的一个重要法门。

在其后千余年逐渐分出的佛教诸多门派中，净土宗一直最重要的门派之一。由于它强调念佛，简单易行，因而吸引了大批信众。在佛教刚刚在中国开始普及的时候，净土宗的出现，给了它一个强大的助力。

在那个血火交织的黑暗年代，一声声佛号的响起，凭空消去了几分戾气，增添了几分安详。宗教对于人心的抚慰作用，开始在大江南北显现。

慧远于390年在庐山东林寺开创白莲社，为中国第一个正式的佛教团体。自此到416年去世，二十六年间，慧远未下庐山一步，连送客都到庐山虎溪为止。唯一一次破例是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拜访，三人相谈甚欢，慧远不觉间在送客时踏过虎溪，忽然醒悟，三人大笑而别，自此留下了一段“虎溪三笑”的佳话。后世以此为题的画作无数，甚至在日本都广为流传。那山水掩映之下畅快的笑容，展示了佛门高僧与俗世外道之间的祥和气氛，让本来有些幽远的佛教立时显得亲切起来。

宗教，本就是为拯救人心而出，又何苦因执着而相争呢？

而净土宗最初的盛行，除了教义的特点之外，慧远的个人魅力也的确不容小视。除了陶渊明之外，当代几乎每一个大人物，都对慧远礼敬之极。从晋安帝司马德宗，到权臣桓玄，到枭雄刘裕，到起义军首领卢循，再到恃才傲物的谢灵运，哪怕互相之间是敌对关系，都无碍他们对慧远大师的共同敬意。

由于佛教讲究众生平等，僧众对帝王贵族从无特别敬意，政府也因此起过打压佛教的念头，却因慧远一言而止。慧远凭一己之力，保护了佛教在南方的顺利发展，可谓功德无量。

（待续）